郭宝平的长篇小说《大明首相》一百三十余万字皇皇三大本，摆在我面前，我感到了压力，这不仅是因为其浩大的篇幅，还因为其历史的承载。这部小说写的是明朝的宰相高拱。作者明确表示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为高拱这一历史人物辩诬。郭宝平在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研究生虽然转为法学，但仍注重于法学史的研究，历史是他的专长，而且他一直在钻研历史，尽管供职于政府机关，但仍不失为历史学家的身份，他有实力来做为历史人物辩诬的工作。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因此每当读历史小说时便格外谨慎起来，显然我不能对小说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说三道四。但是我读《大明首相》时，分明感到一股悠悠的历史氛围扑面而来，令我不由自主地对小说中的叙述怀有高度的信任感。事实上，明朝的宫廷斗争一直是文艺作品倍感兴趣的对象，在相关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都能看到明朝的好几位宰相如严蒿、徐阶、高拱、张居正，但的确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像郭宝平在《大明首相》中这样，以毫不含糊的态度将高拱作为积极正面的历史形象给以充分肯定。郭宝平的叙述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古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治史需要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其实对于一位真正对历史负责任的作家来说，写作历史小说同样需要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从《大明首相》可以看出，郭宝平正是在史才、史学和史识这三个方面都下了极大的功夫。
所谓史才，主要是指文才。古人讲究辞章之学，史学家有了好的文才，就能够以精妙的文字来讲述历史，使史实通过自己的文采行之久远。如果司马迁没有超高的史才，他所写的《史记》也难以不朽。史才体现在郭宝平老练的文字叙述上，他的文字叙述既准确又生动，非常适合写小说。中国是一个看重历史传承的国度，因此小说也被用来作为传播历史的工具。郭宝平选择用小说的方式来阐述他对明代历史研究的见解，能够在小说这一文体上更充分地施展他的叙述能力。或许郭宝平还考虑到一点，将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通过小说的方式讲述出来，更有利于广泛传播。好小说都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郭宝平充分发挥了小说的这一长处，他依凭历史留下的点滴足迹，去追寻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体会人物的喜怒哀乐，而这一点又是在历史论文中难以实现的。在《大明首相》里，郭宝平精心塑造了明代阁臣高拱的形象，这是一个办事认真、严于律己、是非分明、性格峻急的高官，也是一个谨守儒家伦理的文人。难得的是，郭宝平在真实记述高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努力去体会高拱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波动，从而使高拱这一形象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富有感染力。如写高拱听张居正说，徐阶打算让他入阁拜相，“不禁心潮澎湃” ，他要在张居正面前掩饰自己的激动，拿起酒壶时“手却有些发颤” 。但当他听张居正说为了达到入阁拜相的目的，必须给皇上写青词时，他的兴奋劲儿“喘息间减去多半！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细微动作的描写，便使一个不愿靠献媚帝王上位的有骨气的儒士形象跃然纸上。但郭宝平并不是一味地写高拱的果敢勇气，他也有他的软肋。比如尽管他抱定“一心为国”的忠诚，也不把胡应嘉上奏弹劾放在眼里，但当他听房尧第分析弹劾的内容有可能犯了皇上的弥天大忌时，他也感到了害怕，“脸色煞白，身子摇晃了一下，差点晕过去” 。一次对皇上的不屑，一次对皇上的恐惧，非常准确地描绘出一个封建时代臣子的复杂心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能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一方面得益于郭宝平对人物思想性格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郭宝平良好的史才。
尽管《大明首相》是一部小说，作者也不掩饰小说中会有虚构的成分。但虚构并非虚假，我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叙述中充溢着历史真实感。这种历史真实感首先来自作者严格把握基本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要忠实于历史史料的记载，从而使小说在这方面完全可以与历史著作进行对应性阅读。但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小说也是这样做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严肃的历史小说，而只能沦为戏说历史。可以说这应该是历史小说写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正是遵循这条基本原则，就对历史小说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史学要求。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历史专业知识。一个作家只有在史学上作出充分的准备，才会面对这条基本原则游刃有余。郭宝平在史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在叙述上也是很严谨的。他在后记中坦承“这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依据的。哪怕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地名，都要多方考证” 。然而，史学的能力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不仅仅体现在有充分的史实依据上，还应体现在艺术形象上。因为小说是形象化的艺术，作家需要凭借自己的史学能力在形象上还原历史图景。郭宝平在还原历史图景方面下足了功夫，他特别注重日常生活细节上的还原。另外，郭宝平还大量引用了高拱的书信，不少情节又是从这些书信中生发出来的，更加强了小说的真实可信度。当然，小说中引用大量的信函、文牍和奏折的原文，不仅对缺少文言文训练的当代读者来说增加了一定的阅读障碍，而且从小说叙述的角度看，文言文体与白话文体的交织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述的流畅。
在史才、史学和史识这三长里，最见功力的则是史识。史识是指对历史的洞察和识见，关乎作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以及作者的理论修养。郭宝平在《大明首相》中最值得称道的也是他所表现出的史识。他并不是孤立地讲述明代历史，也不是就事论事地为历史人物高拱翻案。他是从当代出发，将中国历史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不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用枪炮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郭宝平在研究明朝历史时发现，明朝中后期处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能够在这一转折点抓住机遇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会拐到另一条轨道上。郭宝平从这一史识入手，对高拱作了重新的定位，认为高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难得的一位试图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开放的宰辅大臣，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有大局眼光的改革家。为此，郭宝平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拱开海禁的主张。明代立国以来，就立下了海禁的政策，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开海禁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但高拱在朝廷上感慨陈词道：“大明开国快二百年了，时势已然大变，堂堂天朝大国，处处以守势示外邦，自信何在？气度何在？ ”读《大明首相》中关于开海禁的描写，我不禁联想起今天的改革开放， 4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政治选择，就与四百年前的高拱所面临的政治选择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同一个文化传统。想想四百年前围绕开海禁的起起伏伏，就会理解到今天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多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选择。郭宝平一定也是从现实出发，才对高拱的遭际有了更深的同情和惋惜。这种同情和惋惜也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因此郭宝平在小说结尾处特意书写了邵大侠后人在高拱墓前的一段满怀激情的感慨，他感慨道，如果让高拱的一切改革措施得以实行，“势必为我大明开创出一新局面，我中华必似巨轮，在新航道破浪前行！ ”这又未尝不是郭宝平的感慨。穿越浩荡的历史，我们才会对今天倍加珍惜。这大概也是郭宝平要写《大明首相》的初衷吧。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