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和几代诗人的努力，新时期的诗歌经过不停探索与沉淀，展现出多元的写作风格与面貌。虽然语言范式和美学层面各有区别，但多元化的写作拓展了诗的场域。在词的发动下，情景、经验、修辞、知觉、情感、理性等纳入诗的场域，像陀螺一样转起来。
新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标准的传承问题，新古典诗也不例外。评价一首诗的坐标系是什么？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好诗的标准问题被有意无意隐去，因为标准总是为好诗确立，言外之意排斥了很多“不标准”的诗歌。新诗的准入门槛，导致这个问题石沉大海——虽然标准和美学口味嬗变，但是文学和诗歌的评价框架是存在的。
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提出了“文学四要素” ：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对诗歌而言，评价一首诗需要从诗歌文本、文本与诗人、文本与社会语境三个层面来考量。就文体自身而言，语言样式、吟述形式、隐喻与象征系统、功能模式、风格特征基本架构起一首诗歌的风貌。诗歌文本就是诗人的美学面孔，像人的五官，长得秀气雅致还是长得刀刻斧凿，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一望便知。第二层面是诗人，一首诗是诗人的价值观的结晶，展露的是诗人对世界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展示的是诗人精神深层次的追求。第三个层面，是文本与社会语境的关系。社会语境的生成既包括诗歌的书写传统，又包括诗歌书写的当下环境。诗歌的接受语境是审美生成的环境，文化语境是支撑诗歌审美的文化场域。
唐诗宋词用“押韵”和“词牌”对写作者进行形式规范，新古典诗把这些规矩都打破了。对新诗而言，分行成为新诗唯一的形式规制。这条唯一的规矩，给新诗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也带来阐释的麻烦。当诗歌没有押韵的约束，没有体例的约束，分行规整的意义便发生了断裂。古典诗用词简约、意象明快，节奏章法都有相应的限定。新古典诗没有这种限定，自由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新古典诗分行的意义，不止在于截断，且在于传递、连接、跳跃、转折。分行是一种精神和气势的腾挪。分行，可以像瀑布落入水潭，让每个词语都携带重力，在全诗中垂直地指向下行的写作；新诗分行也可以是一汪水朝多个方向流，每个方向流到一半最后干涸而亡；分行像水墨画的笔法一样，有落墨的疏淡和笔法虚实；分行甚至可以是一根线白描到底。
新时代的背景下，新古典诗的重要传承就是古诗体例输入。唐诗宋词有押韵、词牌名等的限制，形式上有律诗和绝句之分。新诗自诞生以来，除了分行可以作为规约，几乎没有别的形式制约。所以，长短句和节奏感的输入，显得尤为重要。甘肃青年诗人贾假假的诗歌形式非常明确：长短句。长短句是宋词的形式，贾假假对宋词体例的输入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歌长韵与短调并存，诗歌读来有西北的苍凉，颇有“孤鸿流云”的感觉。比如《不安之水》 ：“在故乡，庄浪。倒掉一碗水，你说。它会不会/借此，向东逃去/一碗泼出去的水，它把自己想成一条河/使劲地，使劲地在黄土上蠕动/我，久居地理上的高原。二十年，怀疑所有的水/把自己想成一种瓶子，把头颅骨拧紧了。 ”就外观上而言，句式透露着规整的形式：奇数行和偶数行的句子排布规律，几乎是四句、二句这样的长短节奏。这是宋词独有的断句节奏，唐诗里面是没有的。90后诗人大树的《洞房花烛》是一首描述新婚的诗：“兄长们，带着笑声出去了。/炉火在空中烧它的光线和火星。/墙壁羞红，烛焰呼应。所有的/情长之物，都在摇晃……”家宅、炉火、雪花等古典诗中的意象，交织出一幅宁静的古典图景。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几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三重喜事，当“洞房花烛”在新诗中得到古典性的重述时，它便获得了美学的怀旧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意境”理论。意境包含“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 ，物境、意境、情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理论资源。学者张晶在《神思：艺术的精灵》中写道：“ ‘虚静’和西方的‘审美静观’有一致之处。 ”上海诗人陈东东的诗《雨中的马》将音乐和古典诗进行通感，糅合古典意象和现代美学，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虚静”与“静观”的统一：“黑暗里顺手拿起一件乐器。黑暗里稳坐、马的声音自尽头而来/雨中的马……雨中的马也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像乐器在手/像木芙蓉开放在温馨的夜晚。 ”这首诗在美学上颇像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的《雨下着》 ： “黄昏，雨下着，我想象中的你也下着雨， /这日子/记忆之门启开着。你走了进来/我听不到。记忆仅给我你的影像/那儿仅仅你的吻或是雨落着。 ”两首诗都很唯美，不同的是，陈东东的诗歌挪用了马匹、芙蓉、雨等古典诗的意象，且将诗和乐器演奏嫁接在一起，形成艺术通感。
苏奇飞是80后诗人中新古典诗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诗歌集《簪花与伏虎》打通古意、哲学，同时让议论、抒情进入诗歌文本，混合了古典诗意和修辞学样态，并与已有的诗歌文本形成对话关系。箴言式的词语走出叙事的平面性，进行景观化的嫁接，指向一种神秘的美学思考。先知、哲学家，诗人的混合身份在诗歌中不断变换身份并置，让写作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伏虎集》是苏奇飞的代表作品，诗人用“虎”与“伏”来锻造意象，同时在诗中注入语言学、哲学思考，“伏虎”和诗人洛夫的“石室”相似，成为现代中国人精神的美学隐喻。 “猛虎伏草，这是一个隐喻/一场死寂的风暴/一股铜质的、静止的、闪光的力/显现在我们的盲视中。 ”这几句诗中，有里尔克的《豹》的身形，也有存在主义的思辨，它显然已经超逸出“古典”的范畴，拥有新的美学要素—— “猛虎伏草，这一形象本身便具有宁静中蓄势待发的压迫感”（卢桢：《内敛是一种力量》）。
诗歌是语言尊贵的容器。法国学者莫里斯·布朗肖认为，诗歌的语言视觉为独特的语言体系，诗歌的语言“不再重返世间，也不再重返作为居所的世间和作为目的的世间” 。新古典诗的写作范式拉开了词语的箭矢。除了意境美，语言的智性、哲学的冒险也是新古典诗的重要特征。汉语新诗中的“智性”诗派博大精深，智性诗的特征指向“抽象”和“秩序” 。秩序即理性，宇宙万物通天之理，灵感一现的小哲思、小片段，这些都可构成智性诗的肌理。
先锋、象征、抒情，现代诗有采词撷句的能力，能将现代生活融入自由诗体的能力，使得现代诗的叙述视界大大彰显。叙述意味着结构能力，观察意味着审美角度。现代诗像是火车道上的两根轨，一轨深耕意境，一轨深耕象征。现代诗中言说与辩证并举，象征与寓意共进。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说：“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 ”古典诗歌是关于空间的，而现代诗的本质则关乎时间经验。古典诗书写长久的心灵内省，现代诗书写瞬间的诗意；古典诗在格律与押韵中生成美学，现代诗在自由的文体形式中发现诗意。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只有一种力量，即想象能够拯救生命。 ”新古典诗是一种文体革新，是一个万花筒世界，词语碎片在诗歌中闪烁。新古典诗正是在继承传统、观察当下生活，并且在吸纳与包容的美学中取得进步的，非诗因素的介入使新古典诗获得了想象力，也获得了生命力。这是新诗中活跃的因素，也是新诗中不稳定的因素。正因为这些活跃和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才让诗歌的古典源流变得鲜活起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