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英雄奋 事去陵谷迁
——评杨义堂的《鲁国春秋》
栏目:视线
作者:张立国  来源:中国艺术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历史是时代前进的铁轨,摸清历史,看透历史,时代的列车才能更好地前行。山东济宁作家杨义堂的《鲁国春秋》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挖掘、书写,“凭吊周礼传承之地、揭示儒学诞生之谜、探究春秋治国之策、叩问中华复兴之期” ,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当下,关于鲁国历史的专门著作并不多见,以笔者的阅读视野,目前仅见郭克煜的《鲁国史》 ,杨朝明、王青的《鲁国历史与文化》 。应该充分肯定杨义堂《鲁国春秋》的创新性。首先,杨义堂在宏大叙事中关注了细节,让细节说话,使得整部鲁国史活了起来,如叔孙豹的风流倜傥;阳虎的胆大包天等。历史的偶然性产生于必然性之中,正是这些历史细节和历史偶然性,向我们展示出了全新而生动的鲁国史,使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写《鲁国春秋》 ,绕不过孔子的《春秋》 ,杨义堂在《春秋》的基础上,又有一些独创性的工作。比如孔子的《春秋》是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开始的,结束于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整部《春秋》记录了242年的历史。而杨义堂的《鲁国春秋》是从西周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周公封在中原地区的西鲁开始的,应是在公元前1042年以前,而终止于鲁国被楚国荡灭的公元前256年,写了鲁国近八百年的历史,展示的是鲁国从诞生到灭亡的完整历史。

  《鲁国春秋》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非虚构文学,是纪实性作品。如何让读者相信作者所写的是“信史” ,杨义堂在史实和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参考了近30部相关历史著作,理清了鲁国历史的脉络和基本史实。考古发现是对历史研究最好的佐证,杨义堂对考古遗址、古代遗存及现存文物都给予了明确交代,如周公辅成王画像石、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现藏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历史博物馆的沈子簋、济宁开发区的鲁寨山、汶上的阚邑、纪王墓、民国时期滕县安上村出土的大量邾国彝器……从而让读者知道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内容是有据可考的。

  纯粹的史学著作往往读者群并不大,它更多的是满足专业阅读之需,而不去考虑大众阅读。但用迟子建的话说:一个地方的历史,如果是没有文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就会缺少温度和色彩,文学可以打通历史的幽闭之门,呈现一个地方文化的厚重、艺术的妖娆,使历史变得鲜活、具体、有情。而《鲁国春秋》恰恰是面向广大读者的,因此,杨义堂改变了书写方式,将《诗经》 、历史知识、趣闻轶事、民间传说等揉进历史叙事中,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文化内涵。如河南、山东一带关于“大哥是兔子”的传说,“中国”一词的由来,“奄奄一息”的来历,鲁酒薄的原因,三年之丧的出处,西周谥法何以谥号“厉”“隐” ,展禽为何史称“柳下惠” ,何谓“蚩尤旗” ,国王的女儿为何称“公主”“公子”称呼的来历,“犹望高子”典出何处,“中都”之名的来历,章丘之名的来由,等等,这些知识性、趣味性内容的引入,使得枯燥的历史鲜活起来,使得呆板的历史生动起来,逝去数千年的历史重又复活起来,走向今天的人们,向我们讲述着往昔的一切:鲁国人或曰鲁国先民如何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迈着艰难而沉重的步子一路前行。另外,作品彻底远离了文言文,完全用白话文、普通话创作,其语言平实、通俗、简洁、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针对读者之需。现在的历史文学创作,往往为了追求历史感而文白相间,这就难免出现误用成语之患,让先秦人说出了汉代以后的成语,贻笑大方。

  历史文学的创作,需要作家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透视度、文学家的激情、批评家的敏锐,历史文学写作需要贯通古今,是“戴着脚镣跳舞”的创作。阅读《鲁国春秋》 ,我们不仅获得了历史知识和文学享受,更深化了历史理性的思考,让人觉得这的确是一部踏踏实实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