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符号的历史追索

　　——评《城市北京与文化书写——北京题材影视剧研究（1978-2018）》

　　无疑，新时期以来的北京题材影视剧是中国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感知文化北京乃至文化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借以反思城市符号背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要文本。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北京与文化书写——北京题材影视剧研究（1978 - 2018）》正是一本观照新时期以来北京题材影视剧研究的著作。

　　作者将新时期以来数量众多、面貌庞杂的北京题材影视剧放置在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新世纪三个重要的社会时期中进行梳理。重点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综合时代症候、城市历史、片型特点等因素，通过对大量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将每个时期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些影视剧特点进行了清晰而观点鲜明的提炼。对于张慧瑜而言，影视作品并不仅仅只是影视作品，而是作为分析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思潮变化的钥匙。在这本书中，他娴熟运用症候式细读的方式，剥开层层遮蔽的外衣，将北京城市文化背后复杂的历史状况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提到的，既有的北京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北京的研究，且主要借助文学作品来观照北京城市文化，而本书则借助影视这一主流大众文化、借助文化研究和社会史的视野，突出了传统北京之外的革命北京和平民北京等面向，丰富了中国城市研究图景，为我们理解几十年来剧变的北京和中国，以及期间大众对于城市的想象和人民主体位置的变迁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角度。

　　历史维度的扩展

　　在书写过程中，作者对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把握，将相关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必要的交代，便于读者在宏观历史框架中把握影视作品的成因和价值，提供电影与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之间的勾连脉络。在这种历史之维中，作者独到地对影像作品进行定位，安放它们的时代坐标，分析着不同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如研究20世纪80年代北京题材影视剧时，作者写道：“80年代更像一部被高度编码的密码本，是话语密布、词语涌动、论述迭出的时代，恐怕很少有这样一个话语异常庞杂，各种新思想、新说法异常踊跃的时代。与此同时，关于80年代的想象又是如此清晰和透明， 80年代也是一个少有的具有高度共识的时代。 ”“80年代的核心议题是反思、批判旧体制，也就是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这涉及寻找新的人格、塑造新的人性的问题。 ”

　　对于影视剧这样一种大众性和消费性很强的文化形式的分析，以及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大众文化心理的研究往往构成对作品进行深刻理解的重要前提。另外，北京题材的影视剧一方面反映和塑造着符号化的北京，另一方面，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十年间发生的剧变不仅是北京的剧变，更是整个中国社会剧变的缩影，见证着全局的剧变。因此，作者跳出北京城市文化的小前提来讨论其形象在影视剧中发生的变化，便于读者理解新时期以来时代因素对于影视剧的重要影响，而不仅仅囿于影视剧的文化价值。

　　主体身份的探寻

　　本书不仅关注影视剧作品本身所展现出的社会现实，更注重“向内看”，揭示观众甚至创作者不自觉的内在心理机制——而这正是某种时代症候的反映，也恰恰是张慧瑜研究观照的重点。例如作者在研究电视剧《蜗居》时讲到：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与人们对于《蜗居》作为揭露‘现实’的叙述相反，在电视剧《蜗居》中恰好呈现了一种对‘现实’的倒置和误认。《蜗居》以一种更为霸道和甚至‘毫不掩饰’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强力遮蔽和驯服。 ”

　　在张慧瑜看来，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正是宋思明口中的社会境况： “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大都市，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 ”那么作者正是通过对流行影视剧背后的社会心理进行层层挖掘，让那些“华美壮丽”背后的“灰尘”渐渐显影。与电视剧相反，作者试图揭示的并不是大众作为“灰尘”的身份，而是造就“灰尘”的文化机制。借助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作者揭示了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影视作品在社会机制的形成和变革中所起到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展现了深刻的平民精神和大众意识。

　　类型演变的追溯

　　作者不仅将影视剧放置在20世纪80年代、 90年代，新世纪三个对发展中的中国最有阐释力的分期中研究，还注重同类型影视剧在不同阶段的嬗变，比较式的研究更加凸显了社会因素对于影视剧形态的影响。

　　例如作者在研究青春剧的演变时写道：“青年不仅是一个年龄的特定阶段，还被赋予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含义。……中国的青春叙事开启于1980年代的知青作家，如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阿城、梁晓声等，这些知青故事把1960年代讲述为一种青年人遭遇生命挫折与精神成长的历程，尤其是呈现青春伤痕和无悔青春的双重故事。如果说在1980年代反思历史暴力的主流叙述中，青春话语成为一种‘理想与浪漫’的特殊话语，那么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消费中，这些‘青春+革命’的文化表述被改写为一抹‘血色浪漫’故事。1994年姜文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用躁动不安的青春拉开了红色怀旧的序幕， 21世纪以来《血色浪漫》（2004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6年）、《大院子女》（2006年）等电视剧则以青春的名义重写1950 - 1970年代的故事。这种红色青春的故事的意义在于把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实践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史结合起来，用青春的理想、无知和莽撞来把中国的那个特殊时代书写为去政治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21世纪以来青春偶像剧主要体现为受网络文学影响的白领职场剧，这种办公室职场故事在2005年的‘突然’流行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不同时代研究文本的串联，使得影视剧在几十年间的发展历程更为清晰可见，这样的勾勒使得城市空间在几十年间的影视呈现历历在目，让城市发展与大众眼中的城市形象变迁形成两条并行、交错的线索，让几十年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与大众眼中的城市“想象”之间的关系逐渐清晰起来。此外，对于大量文本之间互文关系的勾勒，不仅论证着作者的学术观点，也为更为广泛的讨论建立了开放而宽阔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