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横跨四省两市，贯通五大水系，它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并于2014年“申遗”成功。徐则臣的长篇新作《北上》借助运河申遗与济宁路段故道最新的考古发现作为契机，雄心勃勃地以文学的形式为京杭大运河作传。如果说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作者写作契机的话，那么考古发现则给了他最初的灵感。从运河旧址发掘出来的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成为写作者虚构及叙事的起点。借一封出自“八国联军”之手的私信，作者将几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依托大运河而生的孤立的人生与故事，妥帖巧妙地拼接到了一处，形成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无论作者与读者，都可以借助这由虚入实的《北上》 ，去经历与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的恢宏历史。 ”
徐则臣在文本中借人物之口坦言，文学与考古之间其实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暗通款曲。说这番话的正是颇有建树的考古学学者胡念之，他对于考古学最为深刻的领悟竟然是“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 。考古学原本最讲究实证与考据，从暗黑的地底世界被层层发掘而出的古代器物，无论本身价值几何，都携带着珍贵的历史密码与记忆，被“过去”的光晕笼罩着，象征着被“尘封”的历史。在考古学的历史上，那些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曾推翻了多少被叙事催生或建构的“正史” ，还原了多少历史的“真相” ？在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不过是另一种叙事的理论已深入人心的今日，似乎考古已成为硕果仅存的距离真相最近且靠谱的方式。但这来自考古学内部的疑问，却不禁让人再度质疑“文物”那似乎不证自明的“真实”性：它们究竟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还是又加入了另一次完美的建构或曰虚构呢？毕竟器物是沉默的，它们的意义与价值最终需要他人的赋予与阐释，而“阐释”也许不过成为另一种“叙事”或曰虚构的契机。所以，无论是文本中的考古学者胡念之，还是写作者徐则臣本人，对于“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这一事实都洞若观火。于是，文学与考古学在《北上》中达成了某种共识，写作/虚构者决心以考古学的方法与精神探索由虚入实的“蹊径” ，以期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北上》的故事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上展开，两个层面上的故事又分别在多条线索上交叉互进，在一个世纪的跨度上构成一段复杂而完整的历史。其中关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故事“北上”颇有传奇色彩，将来自意大利维罗纳的迪马克兄弟二人的“中国漫游记”娓娓道来。哥哥保罗·迪马克不远万里到中国寻找参加八国联军的弟弟，却在沿运河北上途中被义和团拳民刺伤，死于非命。兄弟二人虽然失之交臂，酿成终身遗憾，但无论或生或死，他们的人生都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作者让身为异邦人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洞悉了运河的秘密，从而将生命嵌入运河的水流与历史。他们留下的意大利语信件、日记、罗盘、柯达相机等要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因考古发现与大运河“申遗”的时代契机再度汇聚，成为一条河流的历史或曰“秘史”之见证。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入侵者的军队涌入中国的外国人何其多，作者选择了来自意大利的迪马克兄弟，不能不说是有着独特的诉求与动机。二人之所以能在彼时白皮肤的芸芸众生中被挑中，无他，不过是因为他们是马可·波罗的老乡。近代以降，在世界格局中积贫积弱、百业凋敝的中国逐渐沦为“食物链”的最底端，此后须经历百年忧患、百年图强，在一次次的炼狱涅槃中浴火重生，方才能有今日的“崛起”与“复兴” 。而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蜂拥而至的洋人都不过怀着强盗的心思，或明火执仗，或趁火打劫，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 ，莫不如此。而在几个世纪前见证过元大都的辉煌与忽必烈汗英姿的漫游者马可·波罗，是中国及其象征的东方正富足且强大时刻的见证。彼时辉煌傲岸的东方与中国征服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而同为意大利人且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对于东方充满迷情的迪马克兄弟，却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曙光中目睹了东方神话的破灭与大清帝国的陆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轮回。在文本中死于1901年岁次辛丑的保罗·迪马克，他生命的终点竟与漕运历史的悲剧性终结奇妙地重叠，就在他去世后的短短几日，光绪帝颁布了“废漕令” 。可见写作者有意让这个自称“小波罗”的马可·波罗忠实的崇拜者，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大运河时代及漕运历史悄无声息地悲壮落幕。
迪马克兄弟与马可·波罗的关系其实并不止粉丝与偶像那么简单，而是在另一层面上延续了写作者对于历史/叙事、考古/文学的思索。运河专家费得尔希望做一个“运河上的马可·波罗” ，但他并不艳羡马可·波罗的丰功伟绩，只想在心仪已久的大运河边过凡夫俗子的生活，和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奢望“娶一个中国姑娘做老婆” 。最终他求仁得仁，以西域骆驼客的身份在运河边扎下根来并开枝散叶。保罗为了寻找弟弟也来到中国，他雇船沿大运河北上希冀能发现弟弟的行踪。在遇刺受伤之前，保罗充其量只是一个充满“猎艳”心理的游客，西方人/殖民者的身份给予他诸多便利与福利，他带着柯达相机、哥萨克马鞭、罗盘、咖啡壶、猎枪与勃朗宁，有能力雇佣中国船夫、川菜厨子和翻译。他一路吃喝玩乐，但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却意外地获取了深入了解大运河的契机。作为来自意大利的小人物，被作者虚构出的迪马克兄弟，皆用生命体悟了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河内部的真理：这条运河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于两岸那些芸芸众生的赋予，那些依运河而生的普通百姓、贩夫走卒及船家舟子，他们靠水吃水，大运河是他们的生计与亲人，他们将世世代代的生命融入运河，也获得了运河绵延不绝的深情馈赠。比起那些因大运河而青史留名的帝王与伟人，他们才是大运河最为贴心贴肺的知情者——他们一起“过日子” 。洞察了这一切的意大利人迪马克兄弟最终与偶像马可·波罗分道扬镳，他们甘心情愿地融入了“草民”与“平民”的历史，也因此无限靠近了运河的真相，但这样的领悟注定是沉默的，因为它无法在堂皇的正史中留下哪怕一席之地。所以小波罗留下的日记、信件、照片等记录历史的珍贵遗物，都在他的身后便风流云散，无法像《马可·波罗游记》那样堂而皇之地传播并垂范。而历来被小波罗一般的西方冒险家、航海家、旅行家们奉为“经典”的《马可·波罗游记》就代表着“历史的真实”吗？粉丝小波罗对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一切细节都深信不疑，而旁观者清的叙事人则在文中不止一次地质疑且揶揄马可·波罗笔下历史真实性的限度。看似信而有征的纪实背后那些隐而不彰的、并不高尚的私欲甚或贪婪构成了充分的“叙事原动力” ，而这样掺杂了过多欲望的历史书写，究竟是真实，还是只是另一种“虚构”呢？
借助迪马克兄弟的人生抉择，不难发现徐则臣本人的价值立场，他关注的运河历史其实是一部“草民”与“平民”的历史。围绕着保罗·迪马克，作者写了形形色色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思想维新、追慕康南海的英文翻译谢平遥，谦卑精明的挑夫兼川菜厨子邵常来，彪悍尚武的义和团拳民孙过程，知书达理、心比天高的年轻船夫周义彦等。他们将小波罗那些被大运河“点化”过后的遗物传家：得到了柯达相机1900款的孙过程，其后人相继成为摄影爱好者，风格酷似郎静山；得到意大利罗盘的邵常来的后人成为资深跑船人，见证了大运河及航运业一个世纪的夕阳无限好；迷上了意大利语的周义彦偷走了小波罗的记事本，自学而成中国第一代意大利语专家。即使过去了一个世纪，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与大运河结下不解之缘都是这些后人们共同的宿命。等到历史走近大运河“申遗”的紧要关头，“新人”与“老物件”再度汇聚，为大运河的命运转机助一臂之力。借助这些发生在大历史中的戏剧性巧合，作者所要暗示或明示的，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历史上大运河原本属于那些平民，今日大运河的复兴倚重的仍然还是这些平民。
徐则臣此番写作无疑有着独特的现实诉求与迫切的问题意识，即从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与历史的主体性。试图在一种全球视野中，在一种全新的地缘政治与空间关系中把握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举足轻重的大运河的历史。 《北上》借助一封意大利语信、一个意大利罗盘，将运河的历史打开一个新的维度，在文本内部重演大运河那“繁复、悠长、宽阔”的历史，发掘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精神，以期使其成为在当下语境中抵御资本全球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样的意图决定了写作者面向历史的姿态不是单纯地怀旧，而是试图发掘运河历史内部的“现代性” ，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 ，正如费孝通所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但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其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单纯地回归传统，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