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影》剧照
“ 《长城》在国际电影票房市场上不是很好，而《影》也许会让张艺谋的受欢迎程度回归。 《影》给人的视觉感受非常棒，这是我首次看到张艺谋使用黑白色调，这在武侠片里开创了先例。以前的《英雄》 《卧虎藏龙》等电影在西方有很多受众，可以说全球都是通过武侠片这个流派认识了中国电影。 《影》非常有中国武侠片的特色，比如在雨天里打斗、对雨伞等非常奇怪的工具的使用，用弓箭进攻和防御的场景，这或许会让武侠片又一次‘重生’ 。这部电影里对太极、阴阳的符号的使用，体现了道家思想。但是还有一些情节以及对‘天理’原则的表达，都和东方的儒学精神有联系。 ”日前，在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研究学术论坛”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张建德结合张艺谋的新作《影》 ，畅谈了对中国武侠电影的艺术特色和深层内涵的思考。
此次论坛于10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由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国家电影智库承办。论坛旨在围绕中国电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听取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研究的真知灼见，在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互动关系中深入探讨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价值，进一步推进“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等各国高校的14位知名中国电影研究专家，以及来自北京、香港、上海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余位国内电影学界知名学者，共同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学术研讨。海外传播从展示中国元素到传播中国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电影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学者、观众的关注，此次研讨会上，中国电影如何才能实现更加有效的海外传播也成为了人们聚焦最多的话题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侯光明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载，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首先在过去40年中，中国电影曾涌现出在世界电影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比如《红高粱》 《黄土地》 《香魂女》 《三峡好人》等等，都曾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他们无形中承担了文化使者的功能，架设了中国电影通向世界的桥梁，又通过光影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1978年以来，中国类型电影如家庭伦理片、武侠功夫片、喜剧片、美术片、新主流大片等中国特色的新范式，应该说相对于世界电影之林，能够独树一帜，这些中国特色电影类型为世界人民呈现出多元的东方文化。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陈犀禾说，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国的电影产品走出去，更要实现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走出去，从这一点看，中国电影如何从量的粗放型发展到质、量的共同提升，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正像中国经济从体量扩展走向质量的提高一样，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也面临着一个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我们可以以是否讲好中国故事为标准，把影片分成两种情况，一是较好传播了中国元素和中国价值，二是一般性地展示了中国元素和故事，但也有助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关注中国。目前第二种影片占大多数，而且海外票房较好，而第一种影片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电影票房在GDP中的份额等数据的分析，指出中国电影具有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与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支撑，这使中国电影具备走向世界的条件与可能性。中国电影必须努力从艺术学、美学、伦理学的角度解决中国电影作品在艺术表达、审美召唤、价值判断上的世界通约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指出当前中国电影文化价值的传达效力有待提高，具体表现为核心价值观无法以成熟的叙事策略在电影中呈现，未能充分有效地传达给目标观众；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未能与人类价值观念形成基本通约关系，未能有效吸引海外观众关注、理解中国。他从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等不同类型的影片分别具体展开分析，指出“讲好中国故事” 、形成兼具中华文化特性与人类共有道德伦理的文化表达策略是当前中国电影的首要任务。
电影《英雄》剧照
众多海外学者也纷纷为中国电影如何克服当前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障碍提出了建议。美国陶森大学教授符平说，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早已从一个热血沸腾的愿望变成有据可依的现实。无论在国际电影节上还是某些城市或者地区的国际文化节上，无论在影视专业的课程里还是在与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相关的课程上，中国电影都已经纳入了教材，作为生动的影像来反映中国的现实。“根据课堂的教学实况、马里兰州国际电影节上观众的反馈和美国媒体对中国电影介绍和评价，我发现除了动作片以外，中国电影在西方的受众群众尤其在美国的受众群众，并未被普遍接受，也没有被完全理解，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电影叙述模式和电影美学的呈现方式，这是现在造成阻碍的两大重要原因。我认为要让中国电影更有力地走进国际视野，电影人还是应当聚焦于讲故事，无论创作哪个类型的作品首先是讲好故事。中国电影人还要调整电影的叙事方式，做到中西结合，虽然西方的电影技法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但还是先要学会用他们的方式说话，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斯坦利·罗森则根据对张艺谋新作《影》的观看感受指出，中国电影在推向全球市场时，要明确目标受众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成功，《影》这部作品虽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看起来令人愉悦，但制片方如果还想在北美等地的票房获得成功，就需要了解它所针对的市场需求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样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张建德深入分析了中国价值观在武侠电影中的表达。他认为武侠电影是东方儒学精神的载体，是东方文化的标志并直接影响了民族价值观的生成。他具体分析了《英雄》 《长城》等影片所传达的价值理念如何体现了东方儒学精神，并认为东方儒学精神将有助于中国电影的世界传播与接受。代际划分从第五、六代导演到“新力量青年导演群体”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是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独特标识，也是研究中国电影的过程中不容回避的路径，而随着一代代中国电影导演浮出水面，电影学者们的关注重心也在不断调整。对此，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康浩说，自己对于第五代导演这个标签还是有些质疑，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他们都有着知青生活的经历。在1978年进入电影学院前，他们都是当时的下乡知识青年，很多人从农民、从战士那里学到了很多，所以他们的经历和中国其他代际的电影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青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作态度进行了塑造，让他们有机会更广泛了解中国的情况，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远远超过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所以，我们最好把他们称为知青一代导演。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大卫·德瑟说，海外对于中国电影的爆炸式兴趣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 《一个和八个》 《老井》《芙蓉镇》等电影都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但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就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张艺谋的《红高粱》 《菊豆》等电影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的历史，后来他的影片变得越来越优雅，画面越来越美丽，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陈犀禾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海外较为关注的。类似于《黄土地》《红高粱》这类作品，因为文化差别，西方观众对中国电影会有一种猎奇观望窥视的心态，这些电影在立足于表达自己的反思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西方观众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影片逐渐增加，这些影片往往聚焦于城镇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因为他将视角始终对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的小人物，在对他们人生的细节表达中具有浓郁的人文关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表示，国际观众对第五代导演电影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影像创作跟传统的中国电影相比有了变化。 《黄土地》 《红高粱》 《边走边唱》等电影把中国的黄河流域，把中国西部、北部的情况，把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民俗传统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过去海外观众和评论界重视的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所以第五代导演在中国电影的影像符号方面给世界观众一个崭新的印象。第五代导演在上世纪80年代拍《黄土地》 《红高粱》等作品时投资是很低的，恰恰是在当时经济条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他们的电影却带来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文化的展示。新世纪的中国电影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比如青春片表现了青年人对个体生命自由意志的表达， 《失恋33天》这个电影引起了青春片的高潮，年轻人所感叹的、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更正常、更美好的人生道路，不要有那么多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失败和痛苦。这跟第五代导演当年的反思整个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从电影导演主体的角度看，一个被称为新力量的青年导演群体崛起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来的美学风貌以及他们的创作思维，都表现出了与以往的电影导演尤其是还处于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第六代导演，有相当大的不同。他们没有第五代导演的那种文化启蒙、文化反思、文化寻根的姿态，也没有第六代导演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电影的艺术和市场中间曾有的恍惚和困扰，他们试图处理好市场要求和个人风格表达之间的矛盾关系，“我把第六代导演命名为文化转型年代的历史中间物，他们的特点是叙述琐碎冗长的日常生活，传达个体人生的动荡不安感和迷离驳杂的当代生活体验，有时候是深入到潜意识层面探索当下个体人物的精神状态。到了新世纪，第六代导演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属于崛起中的新力量的导演遵循的是一种电影工业美学的原则，他们成长的时候刚好是美国大片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好莱坞影片熏陶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他们对于商业片、类型电影很宽容，会自觉的谋求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