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16岁出川入京， 104岁再入京城，是不是会想起第一次入京时的情景？有什么感想？

　　马识途：你这个说法不大准确。我不是16岁入京， 104岁再到北京。我在北京时间很长，16岁到北京上学，后来到北京的机会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北京做过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作原因常过来。这一次也是我来北京的许多次中的一次。

　　16岁我从四川考到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地点就在中南海附近。本来想在这里好好读书，然后考北平大学（北京大学） ，但一年后就碰到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东北，后来他们的飞机还在北京的上空示威。当时同学们都非常气愤，在北京参加了一些街头宣传活动。1933年，日本人的部队从天津到了北京附近，大家纷纷南逃，我从北京坐火车，准确说是爬火车，爬到火车顶上去，逃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接着上中学，后来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以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救国，所以考中央大学时，我报的是工学院，学化工，当时想学做炸药。一年多后，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这些人纷纷走进革命阵营，在那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参加了党组织。1937年的12月南京大屠杀前，我离开南京到了武汉。

　　记者：您最初的理想是工业救国，后来虽然开始了文学创作，但因为革命需要，文学被搁置，成了职业的革命家；“文革”期间，又受到文学的牵连被批判……一路走来，您怎么看待文学？文学在您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马识途：严格说起来我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我的志愿是革命，入党以后就准备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当职业革命家。后来一直做地下党，没准备搞文学。一直到1941年，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我的爱人牺牲了，敌人到处追捕我。那时党的南方局让我到昆明隐蔽，在那里长期埋伏。到昆明干什么？我就考虑上西南联大。我在南京已经读过大学，考西南联大没有问题。而且当时我的任务不是去上学，而是长期隐蔽继续做党的工作。我先考了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学了两年外国文学。因为国民党规定外文系的学生到了三、四年级都要去做美国空军的翻译员，而我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党的工作，当然不能去当翻译。因此二年级结束后，我转到了中文系。当时外文系和中文系差不多，很多是相通的。所以我只用了两年功夫就把中文系的科目学完了。

　　这期间接触了一些大师，“剽窃”了点创作方法，有了一些科班训练，因此就开始学写东西。但这都不是主要工作。后来我被调去滇南准备打游击，然后又调回四川，到成都来。这期间我所写的东西统统烧掉了，因为地下工作规定不能留下片言只字，还要改名换姓。所以我那时学来的文学非常表皮，也没有将文学作为主要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从政了，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也做过中科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这些跟文学是没关系的。

　　一直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老作家沙汀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这样我写了一篇回忆性的《老三姐》 ，发表以后， 《人民文学》杂志发现并转载了。当时中国作协的领导同志，像邵荃麟、张光年，他们就说，这个作者看起来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文字有特点，因此就让我到北京，说服我写作。我是搞政治的，但是他们讲，老革命能够写东西的很少，而你刚好既是老革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比较好的文笔，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说，无论如何，你当你的官，但同时要写作品，文学能把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这个事你总干得了吧？我说既然能把生命延长，我当然能干，因此就写了。

　　后来《人民文学》杂志不断派人来找我。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他就是《人民文学》杂志社派出的，经常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来要稿，而是听我摆龙门阵。我每讲一个故事，他就说，这个好，按这个写出来就行了。连续在《人民文学》发了好几篇文章。当时也没想着要成为作家，结果几乎每篇文章发出后在全国都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要稿。中国作协吸收我进入作家协会，发了会员证。这样我就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业余作家。

　　我一开始写作是被迫的，人家催稿，没办法，只好抽点时间来写了。到后来就是我自己想写，由被动到主动，真正像一个作家在写作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时候，过去很多的革命往事，许多牺牲的朋友，我牺牲的家人，他们常常到我梦中来，要承担我创作里的某个角色。既然他们这样呢，我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这样我就变成了革命的文学家。实际上我是以革命工作为主业，将文学作为附带的职业。我不是真正的、专业的作家。由于我担任领导工作，事务很多，所以没有时间研究如何把作品写得更好，只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写。我现在要说，我的作品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得到读者青睐的、比较上乘的不多，精品的传世之作一本都没有，我仅仅是为革命呐喊过一阵，把我自己的心声做了一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