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乐 马识途

　　记者：能谈谈您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吗？现在很多人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您对闻一多等西南联大的先生有什么印象？在您百岁时，曾在《光明日报》发文谈您的百岁梦想，忆及当年与飞虎队队员的交往，你们的友谊现在还在持续吗？

　　马识途：在西南联大闻一多是我们老师，我和他的关系比较深，因为我做地下党时，他的几个侄儿就在我的领导之下。后来我跟闻一多说起他的侄儿，他就知道我的真正名目了，知道我肯定不是一般的学生，和我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他后来是民盟负责人，我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我们政治上的往来也多了。他的学问，我上课听了一些，但他说，有些东西可以不要听，会给我留10分，他知道我干革命工作要搞自己的事情。至于一些大教授我也有往来，因为在中文系、外文系，很多著名作家的课我也去听，个别的有一些接触。

　　说到飞虎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实是很好的。几十年前我们和美国一般的大兵已经结成很好的朋友，非常熟悉，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我们领导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飞虎队的几个队员结成密切的关系，每两个星期要聚会一下。他们当时想了解华北抗战的情况，说在美国没人报道，我们就把新华社的文章翻译成英文，他们再发回美国，因此他们很高兴认识我们，对我们很敬重。一直到1945年他们回美国前，我们还介绍他们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又把他们介绍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请他们吃了饭，谈了话，谈得很清楚，毛主席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所以他们回去以后还组织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活动。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拿着当年的照片来中国找我们，到处找，找不到，因为抗战时我们全部用的化名。后来我的几个同学，也是党员，有的做了大使，有的做了世界银行中国代表，这批人和他们有了接触，往来逐渐亲密。此后有两个飞虎队员专门到成都找过我。60年过去了，当年的飞虎队员迪克提出，是不是再回到昆明聚会一下？分别60年后，他90岁了，坐轮椅从美国到了昆明，我也赶到昆明和他聚会。他就是要回到原来我们在一块战斗过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和我们的子女，有的在美国也结成了朋友。前年他们的后代，包括孙子辈的，专门又到成都来看望我。

　　记者：在您一生当中，从入学就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但同时也有私塾学习的经验；既听父辈教诲耳濡目染受传统文化熏陶，又在青春年少时的战火纷飞中接触到西方自由、博爱等思想。对您来说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各有什么样的影响？

　　马识途：东西文化各有各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我从6岁入私塾就开始读《论语》 ，读诗词，当时就教我们这些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我脑子里。我专门出过一本诗词集，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诗词学会，直到现在还作诗作词。我觉得中国文化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深厚。外国的文化要不要呢？外国有很多先进文化，像科学技术这方面，也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吸收。

　　记者：您的父亲很重视教育，您接受的教育形式也是多样的。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马识途：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教育一点都不懂。但是中国的教育要进行一些改革是肯定的。

　　记者：您1938年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望您入党宣誓的场景，至今读来都打动人心。作为职业的革命家，看着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一步步走过来，发展得越来越好，您有什么感想？

　　马识途：我充满着希望，相信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好，虽然我不一定看到很多了，我已经104岁，但是等到党的百岁大庆，我还想参加。相信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强国。当然这条路上还是要不断地求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相信我们党有能力克服困难。我一直是乐观地看待我们国家的前途。

　　记者：现在手头正在做什么事情？在您百岁时曾说想写一本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现在情况怎样？

　　马识途：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写了很长的时间，马上要出版了。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夜谭续记》 ，已经写完给出版社了，还是十个故事，里面有很多旧社会千奇百怪的事情。这两本书，我最后的两本文学著作，希望赶快出版，这是我的愿望。

　　记者：您现在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清晰，百岁以后还能著述不断，在锻炼身体锻炼思维方面有什么心得？

　　马识途：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能活到104岁？我说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说我就两个字，乐观。任何压力我都可以承受下来，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一点跟长寿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