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想“新时期”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军旅作家勇于探索、集群冲锋，以其崇高阳刚的审美追求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建构挺立于时代潮头，引领社会风尚；那些直面现实的军旅文学作品已成当代经典，更为国人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情感支撑，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了最具核心意义的表征。凡此种种，成就了军旅文学血脉相继的辉煌历史，亦是一代代读者始终喜爱并关注军旅文学的原因所在。
当“金孔雀”余旭血染长空、化身绚烂彩虹，震惊悲恸之余，我们还想了解“女飞英雄”们高强度、高风险的训练生活，读懂飞行员的心灵世界；当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划破大漠天际、重返祖国腹地，兴奋激动之际，我们还想探秘33天太空之旅幕后的惊险与神奇，触摸航天人的精神质地；随着歼20、国产航母等先进武器装备频繁“曝光” ，国人的国防意识亦与日俱增，除了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无疑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载体。当前，我军正处在向强军目标迈进、加快战略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为军旅文学提供了广阔舞台，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如火如荼、日新月异的改革强军征程相比，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尚未完全跟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革命的步伐，部分作家的思想和写作还逡巡于承平日久的过往，滞留在那些庸常琐事、职场争斗以及某种不无灰暗的内心困境中；又或者被流行的大众审美趣味裹挟，陷入传奇故事的另类讲述而无法跳脱、难以自拔。21世纪初，席卷文坛的“底层叙事”思潮，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军旅文学的精神视野、题材空间和气象格局，暴露并放大了部分作家在处理复杂现实经验时的孱弱无力。诚然，文学未必完全与生活同步，但如此脱节也着实与广大官兵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去甚远。
文学的“滞后性”是一般性的规律。反映二战的西方文学确实没有与二战同步，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结束十余年之后才涌现出来；但文学与生活“同步”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仅仅半年后， 《解放军文艺》 《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等报刊就持续发表了大量相关题材的作品。 《解放军文艺》开辟了“志愿军一日” 、“志愿军英雄传”等专栏，甚至还倡导“兵写兵” 。军地作家纷纷赶赴朝鲜战场，有如一支支文学的“轻骑兵” ，运用通讯、特写、散文、中短篇小说等“轻骑兵”的文学样式，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不乏半个多世纪后仍然葆有强大生命力的传世之作。
魏巍前往朝鲜本是为了了解美军战俘的思想情况，任务完成就可以回国了，但他却主动要求上前线。在前沿阵地采访了3个月后，他回到国内已经是1951年2月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通讯因其概括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与精神主题，影响巨大，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人；电影《英雄儿女》的影响远远超过发表在1961年8月号《上海文学》的原著小说《团圆》 。巴金1952年和1953年两次赴朝，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英雄的故事》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通讯，而不朽的名作《团圆》则是沉淀了七八年后的成果。陆柱国1950年赶赴朝鲜前线，创作了中篇小说《风雪东线》 ，而他影响更大的作品则是中篇小说《上甘岭》 ，那是他1952年冬二次赴朝，在战壕里创作的，发表在1953年3 - 5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之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杨朔是1950年冬随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工程总队到达朝鲜的。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赢，就疯狂地轰炸铁路、桥梁，妄图截断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物资给养的供应。战火中，杨朔用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于1952年6月4日完成了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写作，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就诞生在清川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于1953年得以发表。上述经典佳作可以说都是作家亲赴战争一线采访后的急就章，此前他们当然不可能熟悉战场情况，但是他们都被志愿军战士们英勇无畏、报效祖国的精神所感动，写作的激情难以抑制。在这些当时的著名作家看来，最为紧要的是生与死的战场现实能否被记录下来，那些英勇无畏的事迹和牺牲奉献的精神能否得到弘扬，进而能否为建设国家的人们提供精神和情感的支撑和动力。
怀想“新时期”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军旅作家勇于探索、集群冲锋，以其崇高阳刚的审美追求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建构挺立于时代潮头，引领社会风尚；那些直面现实的军旅文学作品已成当代经典，更为国人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情感支撑，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了最具核心意义的表征。凡此种种，成就了军旅文学血脉相继的辉煌历史，亦是一代代读者始终喜爱并关注军旅文学的原因所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伟大时代亟须“书记员” ，军旅文学呼唤“轻骑兵” 。军旅作家应该向半个多世纪前创造了辉煌的老一辈作家学习，密切跟踪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身入更要心入基层部队和演训现场；以“轻骑兵”的冲锋姿态，运用“轻骑兵”的文学样式，及时深刻地表现改革强军的现实，鲜活生动地塑造“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为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建构新的思想精神与理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