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刘以鬯经典”系列
◎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告诉我们：要想将意识流小说写好，先前必须有现实主义写作的扎实基础，能够把握住现实的关节与要点，才能自如进入到意识流创作的美妙氛围里，写好意识流小说。
◎可以说差异性正是意识流小说的必然特性，人类的意识流动的特征本来就因人而异。正如人们没有必要在普鲁斯特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成就前冠以定语去修饰限定一样，我觉得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成就某种程度上也以丰富意识流小说的实绩而成为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无所谓是否“东方诗化”。
不是因为一个机缘，我大概现在还不知道刘以鬯是何许人也。虽然影片《花样年华》的片尾打出“特别鸣谢刘以鬯”的字样，虽然在香港刘以鬯早已经是一个文坛教父级别的作家，对于我而言，香港作家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指称。而除了金庸之外，我实在也并不能想象出香港文学的另外一副面孔。
一切都始于阅读。一切的改变也都维系于阅读。严肃文学实在是其间怎么绕也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在刘以鬯这里，我起初怀疑，继而担忧，最后则叹服地相信，它终于获得自己最为完整的尊严。阅读刘以鬯，于我而更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我实在想不出，在商业气息浓厚、金钱至上、处处喧闹的香港，居然有刘以鬯这样清醒的作家，以生命的尺幅与坚韧尽力维护着严肃文学“最后的尊严” 。我更是没有想到，香港文学的成熟作家在早至20世纪60年代起，对于文学的体悟、理解与驾驭已经如此独到且成熟，几乎是开创出了中国文学又一不可替代的文学道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以鬯笔下的香港文学无疑有自己独特的韵味，且有不可取代的文学史地位。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再度去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 《酒徒》之于刘以鬯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酒徒》以“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美誉名扬天下，运用大量内心独白、自由联想、醉态病态情境下的心理描写等手法，刻画出了一个在严肃文学与商业文字（包含黄色文字）之间备受煎熬与精神撕扯的酒鬼（文人）的痛苦灵魂，实在令人唏嘘感慨。但也唯其痛苦，该作方足以在批判性记录当时历史的同时，创造出其时即便放之两岸三地文坛也十足具有先锋意味的经典之作。
“在香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常常弄得连生活都成问题，为了谋稻粱，只好去写武侠小说或者黄色小说。 ”这是刘以鬯所容身的现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着远为深刻精到的认知，却不得不为了生计考虑，去写根本不需要文学技巧而只需要击中最为世俗的消费点的武侠小说或黄色小说。“我”内心的痛苦几乎不可排解，于是只有借酒浇愁，在醉眼蒙眬中度日如年。“我”与“酒”成为知己，在一次次的酒精麻醉中，企图逃避现实，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在幻想、下意识或梦境中经历现实最为严苛的灵魂拷问与鞭打。
针对如此的表达内容的需求，刘以鬯不得不祭出“酒”这一关键媒介，现实在“酒”之中变得动荡不安，模糊不清，是非难辨，真假不分，“我”于是不得不成为一个很不可靠的叙述者，内心种种微妙疯狂的心理动向、幻想、下意识等因此得以有近于传神的表达。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实在是十分贴切于小说意欲表达的主旨。可以说，小说以最为惊心动魄的方式呈现出“我”备受精神摧折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现实对于一个严肃文人的粗暴蛮横的挤压，每每给人以不能直面的重压之感。但也不得不说，正因如此，小说对于香港历史做了最为深入“内心”的“直书” ，多年之后仍然足以让人心有余悸。在机心独出地将小说向内心世界拓进，因此探索出意识流的中国化路径的同时，小说也给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最为辛辣的嘲讽和最为严正的批判。
同时不能被忽视的是，“我”身为一个文人，也在小说中不断写出新的小说，既有未曾写出的严肃巨著的轮廓，更有已经写出的武侠小说与黄色小说。 《酒徒》的故事梗概于是可以浓缩为：“我”在严肃文学与非严肃文学之间挣扎徘徊之下的写作史。这种小说套小说的艺术形式，是这篇小说在意识流方面的拓进之外，尤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这已经有些元小说的意思了。一般人容易对这样的文学“实验”之作望而却步，进而嗤之以鼻。但对于刘以鬯来说，所谓的先锋实验之作，不过是为了通过形式上的探索去尽力满足内容上的表达需求。一切都是建立在“言之有物”的基础上的，是为了更好地切近对于“物”的表达或呈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甚至会觉得刘以鬯的先锋之作其实有着十分“保守”或古典的内核。他一出手即是巅峰，对于意识流的化用几乎达至炉火纯青的地步，让人不能不拍案叫绝。
一定的内容对应一定的形式，这在刘以鬯那些闻名于世的短篇小说中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如《动乱》《链》 《吵架》等，其所具有的别具一格的形式与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有着缜密的契合，形式的创新十分新颖，却又无往而不全然内化于其对于一定内容的独特表达，因此又常常并不让人觉得突兀、怪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内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对于西方相应文学流派的借鉴更多偏重于形式上的探索，并非如刘以鬯这般兼顾内容与形式，在形式的探索之中，时刻将内容的完整、意义的周全、秩序的统一放在思虑的中心。与先锋文学那种逼不得已的极端或偏至的形式主义策略大不相同，刘以鬯的文学实验之作因为建立在更加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上，因为对于“内在真实”的表现并不排斥（甚至常常是建立在）精湛深刻的外部真实，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西方文学融合的更高成就。
刘以鬯谈到， “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追求人类的内在真实。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面对商业主义的严重冲击，想要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造已经属于“不合时宜” ，刘以鬯却如同一个不知世事的“酒徒”一般，执意要再行一步，进行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尝试与探索，这实在是第二重的“不合时宜”之举。但为了“追求人类的内在真实” ，刘以鬯觉得实有必要在现实主义的“霸权体系”与僵硬反映论模式之外，另外开辟一片“内在真实”的文学疆域。刘以鬯对于“内在真实”的探索主要集中于意识流的种种探索之中，即便如此，他也已经向当时的香港文坛出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硬功夫与新气象，其写作的一系列意识流经典之作已然向人们展示人类心理世界的丰富、深刻、广博与复杂。在现实世界之外，那的确是一个更为深邃博大的心理世界，的确是未来文学的一个必然进向。
刘以鬯的《对倒》 《酒徒》 《寺内》等都是其代表性的先锋探索之作，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于意识流做了中国化的成熟开拓。我们读刘以鬯的《对倒》 ，会觉其中的形式感如此明显，意识流的活动明显受制于小说的对倒形式，而对倒的形式是刘以鬯先生的独创。在《对倒》的意识流开拓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淳于白对自己生命的回忆和亚杏对自己生命的畅想，以及在其间呈反向对称的生命感怀。意识流的引入只是丰富人物性格、展现时代风云、引入更多相关物事的手段，总体上依然服务于一个现实主义的叙事目的。 《酒徒》中意识流的呈现如同万花筒，有着不同的种类与程度，但小说依然有一个基本清晰的故事结构，情节大致可寻，人物大体清晰，可资批判的社会现实更是跃然纸上，总之，意识流很好地融入了整个小说，构成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如同画抽象画大有成就的艺术家，先前必须有现实主义绘画的扎实基础，才能够真正进入“庖丁解牛”般的抽象之境之中，真正画好抽象画，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告诉我们：要想将意识流小说写好，先前必须有现实主义写作的扎实基础，能够把握住现实的关节与要点，才能自如进入到意识流创作的美妙氛围里，写好意识流小说。
每一流动的意识背后，都需要有善于观察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心灵，都需要有对于现实本质的犀利判断。阅读刘以鬯的小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成熟，大概就来源于他对于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的并行驾驭而不偏废。只是对于有着明确文体自觉和实验探索倾向的刘以鬯而言，其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力往往是一种渗透其小说内里的艺术质素，表面上并不容易找到踪迹，而其融汇西方意识流派的独到探索则相对更容易凸显为其小说的主要艺术面貌。综合起来看，刘以鬯的中国化了的意识流小说既让人经历意识流的美妙冲击，又归根结底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激烈拷问，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沉醉且叹服的更为圆融的小说艺术，不能不说是西方意识流派与中国现实最早融合而成的成熟之作。
杨义先生认为刘以鬯小说“更为显著的特色”在于“意识流的东方诗化” ：“刘以鬯小说少了一点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福克纳的重浊、艰涩和狂乱，而多了一点东方诗人的禅悟和明净，他创造了东方诗化的意识流。 ”我觉得倒没有必要非给意识流加上“东方诗化”的定语，用它来概括刘以鬯作为先行者的意识流探索之作。意识流小说本来就是多姿多彩，不定于一尊的，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等都有一副独特而清晰的意识流小说面孔，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难被笼统带过的。可以说差异性正是意识流小说的必然特性，人类的意识流动的特征本来就因人而异。正如人们没有必要在普鲁斯特等人的意识流小说成就前冠以定语去修饰限定一样，我觉得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成就某种程度上也以丰富意识流小说的实绩而成为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无所谓是否“东方诗化” 。但杨义先生无疑注意到了刘以鬯小说浓重的古典意味。刘以鬯的小说之所以在进行种种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的探索之际，依然有浓厚的古典气息与明朗气质，大抵要归因于其中国古典文学的精深造诣。而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即在诗词。如果具备一定的古典文学知识尤其是诗词知识储备的话，刘以鬯的一些意识流小说的题旨与意趣定将能够更容易被了悟。 《除夕》 《寺内》等便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储备的文本。
除了古典文学情结之外，多种迹象证明刘以鬯其实更是一位现代诗的高手。 《寺内》改写《西厢记》 ，几乎是相当于用现代诗重新结构《西厢记》的故事。甫一重新结构，即散发出强烈的意识流探索风采。对于《寺内》这样的小说，你真的很难分清到底是用现代诗的形式写作小说的探索方式激发了意识流小说的锋芒，还是意识流的种种探索取径因为内通于现代诗的内在气韵，而激活了现代诗的全新可能。阅读《寺内》 ，总无异于读一首漫长又在每一局部充满挑战与诱惑和困惑的现代诗，在文本的开放、跳跃与隐藏之间，意识流小说的创造潜能每每让人惊叹不已。其实，以写诗歌的方式写小说正是刘以鬯小说的一大特点。刘以鬯曾坦言“我写过一些不是诗的诗” ，这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诗与小说关系的某种自觉。东方诗化如果不是一种标签，而作为我们切入刘以鬯小说的一个特定角度，我觉得还是大有意义的。
刘以鬯有意识在小说诸方面做多种探索，诗化只能是其中一格，我们在其短篇小说集《寺内》中，可以看到其对小说艺术诸方面探索的不遗余力。小说艺术的万花筒在我们眼前变幻，你很难分清到底刘以鬯倾心于哪一种具体的小说路数，你只能感慨并叹服于刘以鬯所出示的小说种种可能之奇妙。在内地新时期文学尚未到来之时，偏于南天一隅的刘以鬯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前又超前地进入了新“新时期”文学的探索论域，且已然取得令人瞩目惊叹的不凡成就。鉴于此，刘以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已经无法被忽视，其在文学上的种种探索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宝贵经验，而彪炳史册，引领后人。
就意识流小说的中国化或中国演进之路而言，刘以鬯将始终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酒徒》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更因为在东方与西方艺术相碰撞的当儿，刘以鬯坚守东方主体，创造出较为圆融的立足中国（香港）本土的意识流小说。现在来看，依然可称成就斐然。
尽管人们一般只在意识流小说的话题下对刘以鬯赞誉有加，我必须得说，刘以鬯其实更是一个当得起的综合的文学大家，其对中国小说的开拓与探索涉及到小说艺术的方方面面，其留下的不朽巨著也将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刘以鬯因其持之以恒的默默耕耘已经成为香港文坛殿堂级的人物，其对香港文学的多种开创，需要香港文学的后人仔细领悟。同样，尽管人们一般对刘以鬯小说文体家的身份赞誉有加，我必须得说，刘以鬯的小说始终都是及物的写作，始终都与香港这片土地，香港人这个群体有着血肉般的密切联系，他对于香港每一刻“现实”的批判都无法不让人刮目相看，也正是在这种对每一刻“现实”的漫长书写之中，刘以鬯对香港历史做了最为深情、最为深入也最为翔实的记录，饱含着深情与批判，记录着其间的痛苦与光荣，挣扎与快乐。
并非在香港写作就足以成为香港作家的代表，而实在是因为刘以鬯立足香港这片土地，写出了香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精髓、神髓与致命的“怕与爱” ，实在是因为刘以鬯写出了最为香港的香港历史，成为后人无法不仰视的文学高山。
然而刘以鬯只是简而又简，淡然而又淡然地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在这个“注释”里，有香港文学的全部荣耀与精华，而循着这个“注释”所出示的道路出发，香港文学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