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散文创作的来源依旧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会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散文近年来的停滞不前，就在于当下的散文家对此都模糊了，一窝蜂似的跟着支撑小说写作的理论。受此影响，中国当下的散文家也渐渐认为只有将支撑自己散文创作的理论西方化了，或者多多接受西方散文理论的浇灌，才能写出好的散文来。其实，这本就是对于中国散文并不了解的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中创作出来的散文，肯定是弄得中不中，西不西，让人别扭得很。因此，要写出中国的好散文，散文家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支撑中国散文创作的理论和精神来源，依旧也一直是来自中国传统散文理论。
我们在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端和行进路径进行梳理的时候，有时会进入一个误区，或者一下就成了一个理论和思想上的懒汉，对于中国散文创作的理论问题，不想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思考。其中一点就是，中国现代散文在其开端之初，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是进行了自己的甄别与选择的。在这样一点上，中国五四以来的散文，与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小说，有着很大不同。因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小说从来都是一种“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东西，一直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因此，中国小说几乎是在没有任何理论积累的情况下，毫无负担地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接收。中国散文与之却有着极大的不同，它因其数千年的滋养，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初，就将西方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学理论作出了自己的比较，对于西方理论的选择和接受，天然地进行着一种创作手法相似性的选择，以及一种心理趋同的甄别，它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西方理论几乎是排斥的，至少是在两者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进而才将与中国传统文论相似相近的理论拿了过来，进行了认同、引入和运用，我们一般说的中国现代散文是受英国随笔尤其蒙田散文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 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首次谈到，国外有不少散文样式值得取法，有许多“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 ，虽然如此，但是西方文学理论被傅斯年首先引进的依旧是“Essay”一概念，是将英国随笔导引进中国散文界的，为此，他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还专门提出，散文“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 ； 1921年6月，周作人《美文》发表，更是专门介绍和倡导试做Essay，他明确提出，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 ”那么为什么如此呢？我想原因乃是因为英国随笔，与中国散文，特别是与小品文是有着相近的品质的，都是讲究自然本色，较少铺陈华丽的描绘，大多是随笔点染，而情趣宛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于是，承接着中国文学传统脉络的散文自然选择了这样的散文创作方式，在此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散文与其说是受了西方散文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秉承了中国古文的正统，即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
当然，众所周知，五四前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并渐渐成为推进现代性文化与文明的阻碍。西学东渐，西方科学与民主理念的引进，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作为疗救中国危机的现实良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率先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和引进，包括早在1907年，鲁迅所作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 ，也都有对西方现代思想意识的介绍，尤其是《文化偏至论》 ，直接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化，论述了斯蒂纳、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人的思想和艺术观点。他们将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思潮输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之中，试图用西方的营养来加固日渐衰朽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可以说，那个时期，从西方涌入的思想的洪水促进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萌生。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文学界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彻底清扫了一遍，虽然其中也有人抵制，但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崇拜和迷恋，几乎到了让人认为它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地步。当时介绍外国文学最有影响的刊物，如《新青年》 《少年中国》 《东方杂志》 《小说月报》 《诗》 《创造》季刊及《创造周报》等都有系统介绍西方文化的举措，西方的诸多文艺思潮，包括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都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使得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第一次产生了紧密关联。于是，汉语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意识也日渐增多和复杂，鲁迅对现实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关注，文艺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创造社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李金发的象征主义，都受到以上艺术流派的影响。之后的闻一多、叶公超、孙大雨、冯至、九叶诗派等，对当时西方文坛的关注和特殊的现代敏感，使他们能以更利于表达的现代意识来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理论的引入和实践，只是更多体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与此不同，中国散文在面对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作出的文学抉择，依然是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它依旧捍卫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本就应具备的文学精神，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对于散文创作有诸多理论，一直是古代散文创作和现代散文创作的重要理论支撑，当然也必然地是当下中国散文家创作所依靠的理论背景。比如，古代士子的内心怀有的那种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他们背后所倚靠的是儒家学说所涵养出来的修养或境界。比如，对于文章如何开头，在诸多文学前辈的诗论中是有所论述的，只是被后辈忽视或者忘记了。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中，其中一节谈到怎样的开头才算好，举出了两种好的开头，一种是“极苍苍莽莽之致” ，一种是“突兀” ，像“高山坠石，不知其来” ，并举到了曹植的《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一句，以及岑参的《陕州月城楼送辛判官入秦》中“送客飞鸟外，城头楼最高”一句，来加以说明。我想其中的第二种其实就暗含了西方理论中的“任何开头都是从中间开始写起”的意思。比如中国当下的散文依旧讲究“风骨” ，这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刘勰在《文心雕龙》开始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中就有“风骨”篇，比他稍晚的钟嵘承继了此种说法，在评曹植之诗的时候，说他“骨气奇高” 。后人由此推演，于是就有一种叫“一字立骨”的写作方法。比如关于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在古代文论中谈得就更多了，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到的，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等等，由此让我们记得在“正朔屡移，文质更变” （唐代康显贞语）中，历来文章都是“事系时治”的。因此，如果当下的散文家耐心地去读读古代文人对于文章与国政的关系，对于这方面是有匡正作用的，是可知历代“雅正未衰，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的。又比如西方的叙事学中的诸多理论，在中国也多有同类表述，如成书于汉初的《周礼·考工记》有言：“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清代学者、经学家、文学家阮元在《文言说》中也讲，“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 。可见谈叙述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讲了很多。周振甫的《诗词例话》中也多涉及到了古代文论中的承转、进层、倒插、逆挽、反接、突接等技法，就是对这一方面的最好阐释。
我们上面说的这些诸如此类的散文创作理论，无不来自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所谓的西方文学理论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在如今的散文创作中，好散文的诸多要素，几乎没有例外地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文学理论，并非来自西方文学理论。因此，当下的中国作家要写好散文，也要更多地向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学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