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于文学而言，如何以诗性表达再出发，筑牢文化自信，或许是新时代语境下我们应该思考之要。
坚持文化自信的诗性表达，应该把描摹社会和人生的笔触，深入到揭示价值观和价值尺度的层次，也就是文化的核心层次
文化无论作为一个概念或一种现实，都意味和代表着一个非常宽泛和复杂的范畴。人类生存所依托的器物形态、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可以归属到文化的范畴内。若只为说明文化内涵的丰富、外延的广阔，而列举出这些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观可感层面，到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思想层面的种种形态，当然毫无疑问，是完全必要、完全应该的。但若是要从必须展开细致、深入的刻画、描绘和铺陈的文学写作中，把握住文化，进而表现出写作者对它的自觉和自信，那么，一个近乎无所不包的、无边无沿的大文化范畴，就显得过于艰巨、也过于庞杂，难以选材，也难以聚焦。
明知文化之大、文化之重，却还要以文学的羸弱之躯勉强去支撑、去承载，这样的实践已有先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小说创作和小说的理论批评中兴起的“文化寻根”潮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的大文化散文写作，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猛精进，趟出了一条文学来担当甚至探寻和拯救文化的道路。其经验并未过时，其影响也并未断绝。但如今回望之下，“寻根小说”和“文化散文”尽管艺术创造上的价值悬殊、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差别显著，相形于以整个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文化，归根结底它们还只能算是一种及表不及里的“小叙事” ，在对文化的把握上，都显现着从一开始就避免不了的方向和层次上的迷失。个人成长和地方生活的独特经验，把“寻根小说”和“文化散文”推上了瞄准文化而一路纵深勘察的漫漫行程，也最终把这个行程牢牢牵制在了感性经验的平面，甚至连这一行程方向也渐渐卷曲回了写作者私人化怀旧的原点。
抛开写作肌理上的问题不谈，“寻根小说”和“文化散文”可以给今天为坚持文化自信而进行的诗性表达提供一点方法论上的镜鉴，就是需要有一种更清醒、更具体的针对着文化本身的认识，来给有志于在创作中把握文化的写作者做思想支点。这个支点一方面是作为观念和现实的文化本身的内核和轴心，一方面是写作者在创作思维活动中的发力方向和聚焦目标。而它，就是价值观和价值尺度。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文学创造的虚拟世界，实质上都是展现单个的人如何形成或接受某种价值观，进而又如何运用某种价值观来判断和取舍自我与外界各种关系——也就是把价值观贯彻为一种价值尺度的过程。器物形态和制度、习俗形态的文化，究其根本也是在体现和维护某种价值观的价值尺度的意义上发生和存在的。
简单地说，文化的内核和轴心就是价值观和价值尺度。在这一点上有了清楚的认识，写作者就仿佛戴上了一副透视镜，他尽可以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描摹、刻画和叙述一定的情境和一定情境中的人、事、物，但他更会自觉地把这种描摹、刻画和叙述，延伸到抓住价值观和价值尺度生成、变异的具体情境和具体人物的深度。在这样的深度上，他写的故事、人物、情节、场景，无论审美格调和艺术韵致如何不同，都同样会因为开掘到了文化的内核层次，而产生动人的力量。
坚持文化自信的诗性表达，应该把写人、叙事、造境的力量，渗透到贯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动的层次，也就是诗性的核心层次
当代中国的作家和文学创作，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和创作相比，较少受到文学理论批评和哲学、史学、社会学等非文学的学术活动的直接影响。四十年前，新时期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并起，更一度强化了文学事业紧随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而积极变革的经世致用品质。而在发挥这种作用的过程中，文学与它所从属其中的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部分与总体的关系，由于没有获得人文社科学术（就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它们本来应该是文学生活和现实生活之间从感性到理性的一个精神缓冲层、从虚拟到实际的一个社会功能转换区）的间隔和中介，常常或正或反地直接承受社会现实急剧变化的促动和冲击，随之也做出过于直接但往往又并不适当的应激反应。
由此所致的一个至今仍流行甚广的认知定势，就是文学创作的本分即在于表“情” ，文学创作者的天职就在于张扬情感。某些学者近年力倡的“道始于善”“以美储善”等“情本体”观点，似乎也有意无意地佐证和助长了这种可以回溯到一千七八百年前“诗缘情” （西晋陆机《文赋》 ）之说里的以情为主或以情为本的文学认知。但事实上，即使在“诗缘情”之说流传不息、备受推崇的悠久年代，“明道”“载道”的诗文写作主张也一直同样在流布和发展。主情和主理的美学取向和功用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演变历程中，始终是以鸟之两翼、舟之双楫或太极之两仪的形式相依并行着，在辩证对立的斗争、制衡和转化中产生各自的意义和作用的。
这种看似对立甚至截然区隔的审美习惯和艺术思维方式，实际上并存为一个完整机体的情形，正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深处的诗性精神活动的整体性特质和内在各层次、各面向、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我们惯熟的知识框架，当今的世界文学已经跨越了单纯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进入了不能用单一的概念和主题给予定性的、无以名状和难以归类的时代。置身此时此境，面对世界文学格局中遍地碎片、满目琐屑的观念现场，一则视之为不可收拾的乱象，一则也可视之为正值得从头收拾、别开生面的新态势。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自信在文学写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正应该是诗性表达。而所谓诗性表达，就是重返情、知、意整体观的传统艺术思维模式，把写人、叙事、造境的力量，渗透到贯穿知、情、意三重精神活动的层次，也就是诗性的核心层次。
坚持文化自信的诗性表达，应该把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古今过渡时期的思想和文学成果，援引为首要的参照和资源
今天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问题上，已经很少有人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持排斥态度。很多场合、很多语境里，一提传统，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就是古典传统。较之重估一切价值和全面批判传统的口号直上云霄的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高涨时期的文坛、学界，今天我们多数人都具备了对民族文化古典传统的充分同情，这种矫正上一个历史文化转型周期里的矫枉必须过正之偏的群体文化姿态，是理所应当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正处在朝另一个方向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倾的状态。那就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问题上，过分地厚待和看重了古代，而轻视甚至忽视了近现代。单从时间距离上，一般认为是起自1840年的近代和1915年开端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及此后30余年的文学、文化进程，对于今天都不折不扣算得上是一段如烟的历史。其间累积的文学和思想成果，在艺术和学理、审美和现实多个方面，也都完全沉淀出了历史遗存的分量和质地。
更重要的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挣扎、奋斗和前进，并不仅仅是在显示它们自身当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在显示古代中国的全部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确切地说，今天我们所谓的中国近现代之际，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文学，被当作一个整体概念和价值系统，从无到有地创制或者“发明”出来的关键时刻，同时，它也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社会及其文化、文学的基本价值和总体追求，孕育和生发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不走近、不理解近现代中国，就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之前的古代中国和之后的当代中国。就文化和文学而言，我们今天浸润其间的话语和思想世界，早已是一个不能绕开近现代而直接瞭望和直接体察到古代的世界，我们的文学话语元件和文学思维工具都源自近现代的创造。而在我们对它们的创造过程真正了解之前，它们作为语用元件和思维工具的性质，是超越于我们的认识，无法被我们审视和省思的。这时候，是我们在充当它们的元件和工具，而不是相反。文化自信的第一步，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开始，需要从对精神活动的元件和工具的自觉开始。基于此，古今中外各种思想、文学遗产，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古今过渡时期的思想和文学成果，应该成为新时代境遇下诗性表达再出发的首要参照和首要资源。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