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始终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早年曾经获得过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的女作家宣儿，最近再为读者奉献了蛰伏多年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君生我已老》（ 《十月·长篇小说》2017年5期）。 《君生我已老》叙事并不复杂，通过两条线索——京城编剧班、 “我”的情感——勾勒出了当下青年对于爱、对于梦想、对于家庭的深层思考。应该承认，书写当下日常生活故事，书写当下青年人的感情生活，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现实生活的丰饶、乖戾、激荡，从另一方面反衬了小说创作的异常艰难。在当下，作家还能用怎样的叙事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奋？作家还能用怎样的叙述来挑战写作难度？作家还能以怎样的思想高度掠过浪花飞溅的现实大地？

　　行事低调的宣儿似乎早已看透了其中奥妙，明白在叙事上与其复杂，不如简单。用“简单”来冲击“复杂” ，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在这样理念下，她在开篇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几乎把所有主要人物全都一股脑端出来——“我” 、我女儿芙歌、李默宇以及感情纠葛者申唯、段毅雄。宣儿似乎并不在意主要人物提前“出场”会影响叙事的神秘、会懈怠阅读的期盼；宣儿似乎也不担心主要人物提前出场，会让叙述者手足无措、无法编织引人入胜的情节；而一旦丧失了情节的编织架构，那么接下来诸多细节的描述还有何用？ 《君生我已老》采用的创作方法，看上去好像把叙述者逼入了叙述的死胡同。但宣儿好像依旧轻松自然，当你阅读这部小说之后才会豁然开朗，原来她有叙事法宝，原来她始终坚信这样的理念——情节是自己形成的。

　　这让我想到了曾经创作出长篇小说《迷雾》的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他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毫不迟疑地指出，“没有情节，情节是自己形成的” 。面对评论家追问“没有情节，何以塑造人物”时，乌纳穆诺自信地讲“人物是随着他们的言行——特别是言论——塑造的” 。宣儿好像深谙一百年前写作《迷雾》时乌纳穆诺的“叙述谋略” ，她也采用了同样的办法。仅以《君生我已老》中“我”的塑造举例，既有“言” ，又有“行” 。比如与李默宇的关系，“我”是这样的“言”的—— “我早已从他那里走了出来，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如果说还留存些什么，那就是种亲人般的关怀” 。“我”的“行” ，则是这样表现的

　　—— “我领着芙歌沿着光滑的马路向前奔跑，街上突然人多了起来，我们跑过一个又一个路口，终于跑没了红灯，然后绿灯闪烁，夜色温柔” 。

　　这样的“行” ，确实让人叫绝，不仅展现了表面意义上的“行” ，还用诗歌一样的语言，表现了极具象征意味的“行” ，深挖出了“我”挣脱开婚姻之后的最初心境。作者宣儿通过“言、行” ，把笔下的人物一个、一个激活，进而带动了情节的秩序推进，最后完成了人物塑造。当然，宣儿还使用了另一件“叙事武器” ，那就是不仅让人物“有言、有行” ，还要让人物“飞” 。宣儿让她笔下的人物在东北、北京等几个地方“飞” ，不断把人物背板重新置换，从而让人物时刻具有“新鲜的感觉” 。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是这样，他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飞翔的姿态” ，从圣彼得堡到日内瓦，再从日内瓦回到圣彼得堡；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也是这样，“人物背板”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回到莫斯科。“飞翔”的道理很简单，只有让人物和叙事流动起来，才能产生气流，才能在陌生背景下产生新的美学意义。

　　生活中看上去单薄、羸弱的宣儿，不仅能够书写柔软的文字、缠绵的爱情，也能呈现坚硬的现实以及刚硬的思想。尤其是“拉不拉图的爱情”这一章节，特别显示了白雪之下的坚硬冰层。这个章节，是“我”这个编剧，把两个对她有好感的男人——申唯、段毅雄——想象、合并成了一个人“他” ，然后写进了剧本里，通过虚构的剧本去呈现“我”的想象。于是，“我”变成了“她” ；申唯和段毅雄变成了“他” ；“她”和“他”又一起变成了“他们” —— “他们从热鲁都亚返回拉不拉图，他们是坐火车回来的……此时，只见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只露出了红色的车头，这车头像一只巨豹带领着全体车厢里的人们正在穿越前方道路上来自大风雪的阻挡，它气宇轩昂、它如猛虎下山、它顶着四面八方呼啸而至的狂风暴雪逆风前进……”这是一段将近千字、没有句号只有逗号而且拥有极长句子的叙述，读来惊心动魄，不断让人回味爱情之路诸多险阻或是生活之路的关隘重重。

　　如今很少被人提及的乌纳穆诺还曾说过一句话“小说是艺术表达思想的手段” 。宣儿的长篇小说《君生我已老》 ，无论从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乃至生活观念，似乎都与这位西班牙作家有着某种特别的相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