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的去世我感到很突然，因为余先生以前身体还是很不错的，他比较瘦，但精力充沛，多次来往于海峡两岸。我对余先生的评价是他不仅是台湾当代的大诗人，在整个中国新诗史上，他也是一位大师级的诗人，能达到他的高度的人并不多。他给大陆读者留下了充满思乡情感的名篇，像《乡愁》 《乡愁四韵》 ，这些作品反映了余先生离开大陆很长时间后，一直怀有的对大陆的思念、对生养他的祖国深厚的情感。他的乡愁实际上就是思念祖国和故乡，这是他能写出这样一种诗歌根本的原因。

　　我认为余先生能够写出《乡愁》不是偶然的，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几首诗，《五陵少年》写道：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支流。余先生还说过：中国大陆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的摇篮” 。可以看出他眷恋大陆的情感是非常浓的。当然这和余先生的经历分不开，他年少时辗转漂流， 9岁时经历了南京沦陷，和他的母亲从江苏到安徽到上海到重庆，看到过祖国各地被日寇蹂躏的情景。1951年端午节他写了诗作《淡水河边悼屈原》 ，他在台湾的淡水河边表达对屈原精神的热爱。此外，余先生写过多首赞颂屈原的诗，屈原就是对祖国有着忠贞不屈的爱，余先生和屈原的精神是相通的。

　　余先生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在《乡愁》之外还有多种诗集，名篇众多。他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技巧和现代主义的诗歌很好地融合起来，根子上则来自于民族文化和古代文学的滋养。余先生能直接阅读和翻译英文著作、诗歌，他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但他不像有些人拜倒在西方现代派面前。余先生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这说明他认同屈原是我们现代诗人的源头，他从来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他主动继承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我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诗歌对他的塑造，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余光中。余先生对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姜夔非常欣赏，我从他的论文里看到他为中国古代诗人倾倒，在他的创作中看得到古代诗人的影响。

　　余先生不是一个守旧的古典主义者，他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古代。余先生对“五四”的新诗是高度赞赏的，他多次说自己受卞之琳、臧克家、何其芳、冯至的影响。他熟读中国现代诗歌代表诗人的作品，他清楚新诗发展的道路，虽然他古代文学修养很好，但他写的是新诗。他上外语系、留学，长期教外国文学、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他不守旧、主张建立中国的现代诗。他又不像纪弦，他反对西方诗“横的移植” 、全盘西化。他参与组建的蓝星诗社是对纪弦的反动，虽然他们不以直接继承中国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贸然做所谓横的移植，纪弦反对抒情，蓝星诗社则倾向诗歌的抒情传统。

　　余先生的诗歌论文虽然有论辩性质，但是阐述诗歌的观点很到位，代表了台湾诗歌很健康的发展方向，他在台湾诗歌建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散文很棒，很有美感，同时有些诗应该和他的散文结合起来读，我们就能看到诗背后的思想渊源和余先生更丰富的想法，也能更充分地享受诗。改革开放后余先生多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北大做驻校诗人、做讲座，我也去听过他的讲座。几次见面中，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后在北京友谊宾馆开的一次会议，和他同来的台湾诗人有郑愁予、洛夫等。余光中和洛夫都是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之间在台湾时就有争论，那次会上诗人们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诗歌主张，但是余先生有学者风度，不当面争辩，只阐述自己的观点，井井有条。他是一位既有激情又循循善诱的诗坛长者，我深切地怀念他。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