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上，白茹云用一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作为开场白，而当她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许多现场观众潸然泪下。
41岁的白茹云是河北省南和县郝桥镇侯西村一名普通农民。她六年前不幸罹患淋巴癌，一个弟弟因患脑瘤瘫痪在床，另一个弟弟多年前失踪。面对人生中的各种不幸，她背诵诗词上万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强乐观笑对人生。图为白茹云在家中展示多年来抄写的诗词。
白茹云的故事生动地表明：诗歌要以人民为中心，诗歌绝不是“私歌” 。
新华社发 曹国厂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论述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以人民为中心” ，这就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方向。
近些年来，诗歌也始终面临“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这涉及到诗人的普视性和诗的传播的大众化两个侧面。“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得好，诗歌就繁荣，就发展；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诗歌就会杂草丛生，辜负时代的厚望。我们应该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论断，重新检视诗坛现状，更加明确诗歌的创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 ，首要问题是要坚持诗人的普视性。诗歌艺术有自己特殊的文体特征，但它的抒情性、个性化绝不是说诗人只是自己灵魂的保姆。只要公开发表，诗歌就绝对不是“私歌” 。只爱恋自己，只倾吐个人身世，这不是人民的诗人。
诗的抒情主体诚然是诗人自己，但是作为社会文化产品，诗最终应该从诗人的内心进入读者的内心。诗人绝对不应只以自己为中心，守护一己悲欢。诗人要与时代同行，诗歌要与人民同心，接地气，通人气，是诗的生命所在，诗一定要坚守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感与崇高感。
其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诗歌美学从来就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中国诗歌历来有关怀民间疾苦、忧患国家命运的以家国为上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诗人就视那种只做自己灵魂的保姆的诗为下品，而是追求第一等襟抱，寻觅广阔的诗的内在视野。中国新诗的先行者吴芳吉就说过：“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
现在一些写诗的人根本就不看别人的诗。自费出版的诗集不少，网络诗更是铺天盖地。但是诗歌在我们的时代影响很小。最根本的原因，除却只有一百年历史的新诗需要时间成熟以外，和当下的诗歌缺乏和人民的联系有关。同时，离开人民，也就没有了诗坛正常的艺术秩序，许多诗评沦落为圈子诗评、权力诗评、金钱诗评。
“以人民为中心” ，还有一个传播问题。在诗的传播问题上，诗是大众的还是小众的，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其实，争论的焦点究其本质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是人民的诗，还是“私歌” 。新诗刚出世就显露了它的平民化倾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核心，就是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国民文学。其后，新诗的平民化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康白情提出“贵族的诗” ，虽得到朱自清等人的支持，但在新诗史上始终没有站稳脚跟。朱自清后来发表《新诗的进步》 ，退了一步，改提“并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现在的“诗是否需要广泛的读者”之争，都是这两种倾向交战的延续。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 ，也有《蜀道难》 ；老杜有“三吏”“三别” ，也有《北征》 。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 ；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 。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
然而，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卞之琳等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各美其美，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公开发表的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成了建造“文化自信”的基石之一。
在大众化问题上，唐代诗人白居易和柳永值得研究。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 ，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 ，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的“粉丝”全身文上白诗，有的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 。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白居易死，唐宣宗写诗悼念，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句。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柳永生于两宋社会的“盛明”之世，描写都市繁华，歌咏市井生活，在题材上有突破；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创制长调慢词，在文体上有突破。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过：“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的乌青，“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都是在网络上一夜爆红的。诗歌类微信公众号正在推进诗歌向大众的靠拢。新诗在突围，但是新诗目下实际上还是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传播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还存在诸多问题。除了“私语化”影响传播外，年轻的新诗不成熟也是一个原因。新诗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其次，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
新诗需要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努力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有些诗人说他的诗就是写给少数人读的，如果这样谈论自己公开发表的诗的话，应该说是不真诚的。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影响，更多的掌声，应该是所有诗人的梦想。还有人说，凡大众喜欢的诗就不是好诗，这就完全不知所云了。
（作者为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