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由“新概念作文大赛”兴起的“80后”青春小说家在中国的文坛活跃度至今不减。她们不断突破新的写作模式，从以往的青春写作、商业化写作逐渐向纯文学的方向靠近。纵观张悦然、七堇年、笛安等青春小说家近几年新出版的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这些“80后”年轻一代的作家，在写作主题和叙事方式上均以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与历史对话。尽管年轻的“80后”作家自出场伊始就标签满身，但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气息依然是她们描写的主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青春的写作多了一份成熟的睿智和对自我突破的执着。
历史感、真实感与疼痛感
在叙事内容上，这些作家有关青春与成长的写作主题依然存在，但在故事内容的叙述之上，却有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真实感与疼痛感。这些小说创作者的内心多了一种悲悯的人性情怀。这对于“80后”的年轻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写作品质。如果说早期的“80后”青春小说家的创作主要是从关注自身成长，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用自身的天赋条件来将天马行空的幻想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已过而立之年的她们，则把更多的目光转向了自己以及父辈生活过的历史叙事表达。“80后”的创作不同于“50后”“60后”出场的作家对历史的表达方式，她们所书写的历史是属于她们自己的。
通过张悦然、七堇年、笛安等近期的长篇小说我们会发现，“80后”小说家并没有完全抛弃她们当时出场的写作形式。在内容上，尽管她们小说中敏感细腻的情思与青春期的涩味的写作痕迹依然存在，但在整体上她们更多的是以一种成熟的姿态来审视自我与父辈、自我与宏大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她们敢于触摸历史的阴暗面，自觉地将父辈的历史与自我的人生衔接起来，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与历史对话。或许这种“探险历史式”的写作在历史深度上依然需要进一步挖掘，但是这种向历史纵深处挖掘的视角，显然较以往的“80后”写作而言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提升。
这一点在张悦然的作品《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小说后记中，张悦然讲到：“钉子的故事发生在我爸爸的童年，我的童年里却有它的入口，这或许说明我和爸爸的童年，本来就是连着的吧。那些历史，并不是在我们觉察它们，认出它们的一刻，才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的。它们一直都在我们周围。 ”因此，“80后”青春作家在转向历史的时候，更多的强调的是“真实的历史” ，也就是作家能够“亲身经历”的历史。较之以往的写作而言，她们创作的历史有了一种“真实感” ，这种“真实感”体现在这些小说家重视自我个体在历史中的演化与蜕变，以私人生活见证时代和历史的悲剧，从而也就有了一种强烈的疼痛感。这体现出了“80后”作家群体自觉向历史致敬新姿态。
由天马行空的幻想到贴着地面飞翔
在创作流变上，张悦然、七堇年、笛安等“80后”青春小说家的创作体现出了由天马行空的幻想到贴着地面飞翔的转变。“80后”的青春小说家凭借叛逆而敏感细腻的写作出场，展现给读者的是玄幻、武侠、穿越等跨越多重时空的拼贴式写作。这些类型的写作给作家和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架空历史的写作有一定的优势，但往往会在内容上显得轻浮。近期无论是张悦然的《茧》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 ，还是七堇年的《平生欢》都可以看出她们在试图换一种方式“落地” 。这种从天入地的创作方式的转变，表明了她们在思想深度上提升，即她们开始把情感灌注在这片带给她们生存与思考的广袤大地之上。确切地讲，她们的作品向“在地性”靠拢。
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即借鉴时空的转变与宗教的生死轮回来巧妙地呈现历史。莫言这种创作方式可以说是从下而上的叙述模式，即这种想象力是从扎实的地上生长出来的。如果仔细阅读张悦然的新作《茧》 ，我们会发觉早期那个写作《葵花走失在1890》 《樱桃之远》 《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 《誓鸟》 《红鞋》的作家，在逐渐退去青涩的羽翼、摆脱天马行空的幻想性写作，开始贴着地面，向历史人文靠近。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张悦然的摆脱并不是全然地抛弃她在出场时的全部，而是更多地将个人的成长轨迹纳入到宏大历史的背景之中，祛除了以往单一的自我幻想为中心的写作模式，从而建立了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悦然的《茧》具有了一种“在地性” ，又或者说她的小说是一位既能挥着翅膀在天空飞翔又能够在陆地上自由行走的“思考者” 。因此，与莫言的《生死疲劳》相反， 《茧》是从天上回归到了地面，自觉地将自我的独特的记忆与父辈以及历史相联系，体现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写作方式。
早期的七堇年以《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大地之灯》 《澜衣嫁本》而被读者欢迎。近几年的作品《尘曲》 《平生欢》与《灯下尘》的写法在格局与情感思想上均有了一定的突破。多年以来，七堇年的文字依然保持了当初的唯美与清新。她常常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切身体验与生命感知。她的写作贯穿了高中、大学、走向社会的青年男女在经历自我人生情感上的波折与思索。因此，在七堇年的笔下，青春在成长的交织之下，由一种对自身的审视与独立的追求向更高层面的灵魂归宿靠拢。她试图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小人物的同时，追寻一种生命的顽强与对多舛命运的坦然与从容。或许是时间的流逝，让七堇年领悟青春与成长的珍贵之处，让她能够在多年以后，依旧是不忘初心的那个清白少年。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讲到的一样：“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辰。 ”
如果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中作者宣言“我潦草的青春和也许同样潦草的人生是优美的，没有成为物欲猎取的尤物”是那个度过自己青春期的少年的自豪独白；如果说《澜衣嫁本》中作者讲到的“我以书写讣告般的心情着笔，为人心的希望和幻灭，为人间的纯洁和污秽，书写散发着腐臭的供词。我想我义不容辞”带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责任感与雄心；那么《尘曲》中：“作品所能具备的最大使命，不是直接描绘世界，而是为描绘世界提供切口，或者想象。……它不过是我踏上某一条渐渐已不成了路的路上，陪伴我的云朵。就让我们继续与生命的慷慨与繁华相爱，即使岁月以刻薄与荒芜相欺。 ”以及《灯下尘》中的：“作为一个写作者，天性中的敏感注定使我对活着的感受更加细致、切肤。但命运的仁慈在于，我能将那些快活与失落都溶解于文字，从而避免被它们活生生吞没。文字成为某种呐喊，由此，我才能沉默地生活。 ”我们可以看出，七堇年早把写作作为一种生命的修行，在她的世界里，生命与文学的相互交融成为了她活着的信仰。
而在近作《平生欢》里，则有了一种向逝去的青春致敬的意味。“我们都是生活的潜行者。当青春的欢歌散场，只剩座椅上的余温，是我们观赏过生命的印证。 ”在《平生欢》的最后，作者引用了木心的《从前慢》来作为结尾，将青春的飞逝与年华的远去都化作一缕烟云，像水墨画一样轻盈晕染，又慢慢随风而逝。因为七堇年始终相信：尽管青春终究会散场，但明日太阳依旧会高高挂起。
古典性与唯美艺术空间的表达
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上，“80后”年轻一代作家逐渐摆脱了以往狭小的格局。不仅在小说的创作类型上不断创新，而且在小说的整体意境与意象的取材上也汲取了中西方古典文化的营养，从而呈现出了一种古典性与唯美艺术空间的表达。与此同时，在人物的安排与情节的设置上，较以往而言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张悦然一直致力于对自我与社会人文历史的思索与突破。近期她的长篇小说新作《茧》 ，看似在整体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一男一女的回忆与对话的模式，实则采用多线条的讲述方式，试图打通个人记忆的建构与群体记忆抗拒遗忘之间的界限。 《茧》可以看作是张悦然的整体叙述视角以及文学写作的格局开始从小我走向大我的一个里程碑。张悦然的独特性在于她自觉保存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洞察力与敏锐力。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她运用了中国独生一代少年的奇特的意识流，保留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心与探索能力，而且极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就张悦然小说的整体而言，评论家房伟这样评价： “在她的小说中，好莱坞电影的镜头跳跃，拼贴的叙事方式，中国古典的凄美意象，日本漫画的极限毁灭感，港台言情小说细腻伤感的情绪，现代恐怖小说的阴冷和悬疑……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一个青年作家对于雅与俗、文学与电影、本土和海外等多种文学界限的跨越。 ”
“80后”青春小说家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的取材。张悦然的《誓鸟》借用了《诗经》里面的人物、 《精卫填海》的故事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等等，实现了青春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互文性对话。同样，这种对古典文学的借鉴在作家笛安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笛安的《芙蓉如面柳如眉》这个题目便取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诗句。扑朔迷离的剧情与多重的情感堆积让《芙蓉如面柳如眉》这部小说的写作深度有了一定的提升；笛安采用的侦探小说的多线条叙述，也让整个故事变得饱满而深刻。同时，在这部小说中笛安以女子的容貌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衡量尺度，以此来引发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反思与对灵魂的拷问。笛安自己也认为这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我想讲了美，讲了信仰，讲了忏悔，讲了尊严。这些都是我非常珍贵的东西。 ”而到了“龙城三部曲”里，笛安逐渐摆脱华丽的语言与造作的情节，开始向着家族伦理中的人性深处纵跃。我们可以看出她在不断地试图突破自我的执着与顽强。如果说写《西决》的笛安有一种隐忍，到了《东霓》有点躁动，那么到了《南音》时，笛安则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泰然与决绝。因此， 《南音》呈现给读者的是奇特的感官世界。或许在笛安看来， 《南音》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写作本身所带给她的那种精神信仰和独特的价值。
在近期的长篇《南方有令秧》中，笛安开始尝试书写古代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笛安以一种平和的语气用古典文学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她对女性的自我生存困境的思索与抗争。她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既不是课本上冰冷的“压迫与被压迫” ，也不是“穿越戏”中的消费古人的桥段，而历史就是有血肉的艺术化的生命体验。因此， 《南方有令秧》给读者的整体感觉是写作者开始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呈现她的小说。同样，不少读者也表示，在笛安的《南方有令秧》中看到了《红楼梦》的影子，家族的兴败与情感纠葛的复杂，让令秧的命运波折起伏。尤其是小说采用的古典化的语言，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家笛安的努力与创新。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理想的艺术应该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80后”青春小说家的成熟创作依然在路上。或许对她们而言，突破情感温热的青春写作，走向历史的、有深度的写作应该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值得欣慰的是，她们自上世纪90年代出场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自我突破，不断地用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她们这一代对生命的感知与文学的追寻，她们用青春的力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因此，她们的这种雄心必然能够引领她们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