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读到的是张羊羊的散文随笔：植物系列、动物系列、人物系列和一个词条。实际上，他呈现给我的这些散文作品就是一个个词条式的写作。他好像是在写一部动、植物和人物的“词典” 。在这部词典里，他的这些词条充满了诗意，也充满自然、大地、文献和文体之美。这种美的斑斓让人读起来就有一种针扎不进去、水泼不进去的绵密，感觉作者仿佛要把他眼前和他所熟知的植物、动物和芸芸众生编织成他心灵上的一个个文字的经典。

　　散文界一阵风似的刮过乡土散文、文化散文写作热后，我感觉时下的散文写作者们都在尝试各种系列散文的写作，很多作者写着草木系列、动物系列及美食系列。我不知道张羊羊这些系列散文写作是否与这种风气有关，但无疑他做得更为彻底和完美。他一下笔，就把他所熟悉的南方乡土上的植物、动物和人物一股脑儿端了出来。他笔下的植物、动物和人，当然都不仅仅是他对生活原状的一种简单描摹，而是一种探究。他探究人与植物、动物，人与人及时代相关联的部分，相互契合的精神，并赋予自己的生命情感和价值取舍。这些动植物们因此在他的文字里鲜亮且生动着，而且个个重情重义，有气有节。

　　比如，他写到《茨菰》时，他记住的是沈从文先生说的“这个好！格比土豆高” 。文章的结尾，他从教孩子去认识“秋天的农作物”生发开去，写道：“我只是静静地看看它们，多安静的孩子：胖胖的，圆圆的，尾巴是粉红色的。 ”真正的孩子、如茨菰般的孩子……情景互融，灵光一现，这里有一种神秘的隐喻，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他对茨菰这种植物的心灵评判。还比如，他写到《木槿》时说：“如果我的妻子叫孙木槿，总比叫孙梅花好听吧。 ”就是因为“木槿”在他心目中“洁净” ，使他想到木槿花、木芙蓉，想到薛涛，而不像梅花，有着被人为庸俗比拟的傲气。中国文化有将草木人格化和赋予意义的传统，所谓“比德” 。但张羊羊好像并不打算遵循这样的传统。他实际上也写过梅花，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梅花，说不出来的感觉，没叶子的花看着老别扭的。 ”

　　这是诗人一种审美的坦诚。与众不同。

　　前不久，我和一位散文家聊天，认为现在很多写草木与美食的散文大都喜欢沿着袁枚的《随园食单》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路子来。其实，这里涉及一个文章的“引用”问题。很多的散文随笔都有一些引用，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兽，或古典诗词或古文献，或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学认知，信手拈来。引用得好，使写作者的联想得以补充、丰富和完整；但引用得不好，便有一种“掉书袋”的感觉，让文字也变得琐碎、累赘和冗长，甚至消解了文章的创造力，丧失文字自然生成的纹理。实际上大多散文就这样。我读张羊羊这三个系列和一个词条的散文，发现在他这四万多字的系列散文里，竟引用白居易、张潮、杨凝式、李时珍、朱敦儒、聂鲁达、梭罗、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直到汪曾祺、苏童和他自己的诗文，多到六七十位古今中外的作家、书法家、医学家、科学家的文章和典故。如，写《羊》时，他引用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那句“羊群归栏，孩子们都投入母亲的胸怀” ，引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写的：“……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执子不鸣，杀之不号，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总之，无论他在写《燕子》时引用晋人傅咸“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来至焉” ，还是他描摹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那一只俄罗斯文学的“獾子” ，他的引用好像还不至于让人生厌。相反，他在文字里展现的这种庞杂的阅读量及游刃有余的运用，还使他的散文增添一种知识趣味性的文献之美，有一种轻盈与沧桑相交叉相融合的文字的丰富。

　　张羊羊是诗人，他的文字无疑总充盈一种丰富的诗意。他在写《韭菜》时，说：“眼一睁开，春天来了！韭菜又嫩绿了，有时候我很想变成一只蚂蚁，穿过那一片高大的绿色的森林。 ”写《草莓》 ，说：“草莓，蛇莓，茅莓，那一朵朵江南的小红帽。 ”“村庄里还有草莓的脸，长满粉刺的美丽的脸。 ”在张羊羊的散文，特别是他写的南方的植物文字，他的这种具有无限美感的想象力无处不在，且展现出一种童话的魔力。他的这种童话感，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如此，我们读他的文字，除感受到他丰富的想象力外，还能感受他那童话般描摹事物色彩的无邪童心。手中有一种青草被拧出的汁感。

　　记得，还读过诗人张羊羊的一首叫《种诗者》的诗，他说：“……南方黑亮的桃枝上，长满毛茸茸的，小小的梦……调皮的不老的母亲，眼睛里扑闪着明月。 ”大概是因为我们同生于南方，与他可能有着相同的文学地理的缘故，我对他这句诗中出现的“桃枝、母亲、明月的扑闪”这样的词语真的很喜欢，从此也对他的创作心存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