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四位新流派创造者，从左到右依次是宋转转、武俊英、王爱爱、张爱珍。刘晓辉  摄

　　文学的流派和戏曲的流派，似乎有些不同，比如山西山药蛋派，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走过来的；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就是主要写农村、农民，给农民看；故事通俗易懂，用白描手法写人物，喜闻乐见；语言通顺、流畅、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他们同是山药蛋派的作家，各人的风格个性却又不同。

　　戏曲的流派，则不是横向的一个群，而是以单个人代表的。纵向看，戏曲流派代表人物，都有传承关系，上有师傅，下有徒弟，而且徒弟有若干人。戏曲流派代表人物也和作家一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即剧目。但剧目不同于剧本，而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尤其是唱念做，是舞台上表现的成果。因此马玉楼说：丁派精华唱念做。也就是说，首当其冲的是她们的声腔艺术。

　　一个流派代表的形成，除师承关系外，都有一个高水平的合作默契的创作班子，特别是编、导、音乐创作人才。王爱爱、张爱珍身边有这样的班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吴宝明，张爱珍不可能把昆梆罗黄四个声腔创作成一台高水平的演唱会。武俊英没有韩树荆等，《苏三起解》不可能那么精，更不会有蒲剧《西厢》 。宋转转出塞，忘不了把琴师鼓师导演带上。并且，每个流派代表人物，还都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演出班子，水涨船高，相得益彰。

　　有人问：你做了几年文化厅长，你对这几位作为流派代表的成长成熟成名做过些什么？我真是说不来。我回忆，也就是对她们的艺术创造尊重、承认、信服、推介、宣扬。而最要害的，还是她们自己不断地继承、创新，在天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她们的优势、韧性。拼搏，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从不止步，从不退缩，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我和文化厅所做的工作，就是适时把当时的青年演员推到梅花奖领奖台上。

　　特别可贵的是，她们在逆境中的坚守、磨练、进取，从而取得艺术上的升华。每个人都有过坎坷，有过不顺利的时候。她们靠的是自我调节，抱定艺术上不倦的追求，把压力变为动力。比如与原演出团脱钩的时候，需要重新建立和依托新的艺术实验基地，她们各有各的办法。王爱爱所遇的坎坷更大，《三上桃峰》以后，她一直不顺。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丈夫被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成了清查对象，她也受了牵连。演《杨门女将》 ，她只能当杨门媳妇，也得披起靠来，却不能张开口唱。后来霍士廉、罗贵波到山西，搞“清查善终” ，才“善终”了。她没有不停地找领导要这要那，记得她只找过我一次，给她的承包团起了个“永春团”名字。我也到她家去过一次，动员她去争梅花奖，她说已经签了演出合同，不好毁约。艺术至上，观众至上，对奖项并不在意，她依然是晋剧皇后！

　　研究新流派难，却有“吃螃蟹”的价值。好事起了头，就会接踵而来。山西在旦角声腔艺术上、做派上，还有表演艺术家值得研究，如上党落子的郭明娥、临汾眉户的许爱英、北路梆子的吴天凤。那“天下第一杀”的《杀庙》 ，吴天凤就是创作者、首演者。谢涛、杨仲义、郭泽民、张保平，堪称四大须生，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在山西文化厅究竟做了点什么？想来不过是：提出依据山西文化优势，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具体就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作第一流的作品，创造第一流的管理，建设相适应的文化设施，简称“四个第一流” 。提出了“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口号，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成立了十几所艺术中专学校，十个戏曲青年团，后来在这些青年团里出了一批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这些口号和作为，究竟对新流派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现在看，那时的第一流，大都退居二三流了。但张爱珍、武俊英、宋转转，确实还是第一流。王爱爱是晋剧皇后，当然更是全国的第一流了。在演员数量上，山西在全国仍然占着领先的地位。

　　（作者曾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本文为作者在山西戏曲“新流派”创造经验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