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我在《中国艺术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汪曾祺剧作的宜读不宜演》的评论，披露身为北京京剧院专职编剧的汪曾祺，一生创作、改编京剧剧本10多部，除依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的京剧《沙家浜》外，其他剧作的上演情况大多不甚理想。一位平时与我无话不谈的朋友，问我：“此文与你过去写的热情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文章似有所不同，是否意味着你对汪老的作品态度有某种变化了？ ”我坦诚告诉他：“我对汪老作品喜爱与赞佩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变化；但也有意希望以此文为当前文坛对汪老的为人和作品评价一味拔高的现象降降温。 ”
无需讳言，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对汪曾祺的为人和作品几达偏爱的程度。如今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的王干曾经以调侃的口吻说：“陆老师听不得别人说汪曾祺不好” ；作家储福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谈及我对汪曾祺“特别引以为自豪” ，这些我都承认。我之所以多年热衷于宣传与研究汪曾祺，不仅因为我与汪老是同乡，也不仅因为他的作品独具一格、别有韵味，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汪曾祺视为能推动我的家乡高邮的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带头人。在我看来，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业能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经济实力，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的是这个地方能否出现、有没有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带头人。这样的带头人绝对不是官方钦定的，更不是靠炒作就能产生的，而汪曾祺正是这样一位高邮自北宋秦少游之后、等待超过千年才出现的带头人。
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 ，从这开始，他的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佳作连篇问世，这标志着1940就开始小说创作，此后却因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等多方面原因搁笔多年的汪曾祺复出文坛。挣脱了长期“左”的束缚后的汪曾祺，他的作品从题材到创作方法都与众不同，迅速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甚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文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具有明显汪曾祺印记的创作时尚潮流。这一切绝非偶然。它反映了文学界对长期以来就隐藏于心的“让文学回归文学”的迫切期盼，也反映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的人们对文艺诸多功能终于得到全面展示的由衷喜悦和热烈欢迎。而在这之前，主流文艺一直强调的是单一的、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其他如文艺的、审美的、愉悦的、娱乐的等诸多功能事实上都有意无意地受到限制甚至忽略。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与汪曾祺堪称莫逆之交的林斤澜曾经戏言：“汪曾祺行情看涨。 ”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是，从那开始至今，汪曾祺作品的行情一直看涨，几乎年年看涨，很少跌过，不但生前如此，在他去世后亦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他1997年5月16日去世至2015年底的18年中，国内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的书竟多达101种。当然，不可能都是新作，只不过把汪老生前的作品按照不同的选题重新组合换个书名，直白地说是重复出版。但仅此一端，也可看出汪曾祺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尽管这样，我并不希望、也不赞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章在评介汪曾祺时任意夸大，把他的许多作品封为经典，把他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分析成含有深意。最近，有位学者说汪曾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 。不仅如此，随着对汪曾祺作品的一味拔高，连汪曾祺自己认为“只可自娱悦，不堪持赠君”的书画作品和他做的家常菜也随之水涨船高了。他的字画被一些评论家分析出让人吃惊的美学价值，他做的一些家常菜被夸张说成人间至美，甚至虚拟成一个“汪氏家宴”菜系。这样一来，汪曾祺就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他还是画家、书法家、美食家，成了无所不精的全能。
我们当然需要对像汪曾祺这样一位深受读者尊敬与喜爱的多才多艺的作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但这样的研究一定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绝不能脱离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实际和创作实际，尤其是不能违背汪曾祺本人的意愿随意夸大和拔高。我有个简单而又朴素的想法一直想说而又犹豫不决，我知道，我的这一想法说出来很可能为某些专家学者不屑；但当我一再见到对汪老的作品和为人的评论在比赛着攀高，更觉得久藏于心中的想法如骨鲠在喉，便顾不得许多，在此一吐为快了。
我的想法甚至可以简单到用一句话提醒有关评论家：当你研究汪曾祺不吝赞美之词时，你能否先想想汪曾祺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说汪曾祺是“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 ，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都可以，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阎肃曾称赞汪曾祺“做事大度，看得很透，不会斤斤计较” ，还说他“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 。在汪曾祺生前，尤其在他新时期复出文坛时，其作品越来越得到读者欢迎，在文坛的影响日益增大，他的实实在在、没有城府的性格一直保持着，一点没有变。无论谈自己的作品、为人、生活爱好，他都是想到就说，并写入文章中公开发表，从不矜持作态，全都是直抒胸臆，且语含真情。
《受戒》发表后迅即产生轰动性影响，他及时撰写《关于〈受戒〉 》一文，既充满自信地说“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 ，同时冷静地、明确地给自己定位“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他郑重地强调：“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 ”
请注意，汪曾祺刚在文坛复出，就对自己做出这样明确的定位，此后再也没有改变过，不仅一再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复提起，他还以绘画作比喻，希望人们理解他。他说：“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他据此进而坦言：“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 ”
汪曾祺一生坚持“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观，但并不赞同把他的作品说成有多么大的教育作用。他说：“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杜甫有两句形容春雨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我希望我的小说能产生这样的作用。 ”他还说：“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
还有，他从不讳言自己刚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写作时“从不考虑社会效果，发表作品寄托个人小小的哀乐，得到二三师友的欣赏，也就满足了” ；他坦陈因为“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 ，甚至很不好懂” ，不少作品“是寂寞和苦闷的产物” 。在他生前，有人向他建议，翻翻旧报刊，找出那些已散失的作品，搜集起来出一本书。他明确拒绝：“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 ”
有关绘画与做菜，汪曾祺对自己也有坦率得可爱的自我评价。他坦言自己绘画无师承，只不过受父亲绘画的影响，从小站在旁边看，“受其熏陶，略知用笔间架” ，以后是靠自己揣摩，逐渐对画画产生了兴趣。人们争着向他求字求画，夸他的画好。他自己清醒得很，说：“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这是不足观的。 ”他还说：“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 ”他喜欢画花鸟，但这位可爱的老人说他画的花是到处可见的草花。小女儿说他画的鸟是“长嘴大眼鸟” ，他承认：“我画得不大像，不是有意求其‘不似’ ，实因功夫不到，不能似耳。 ”至于做菜，汪曾祺的自我评价恐怕更会令一些评论家失望，他说，自己所擅长的只是做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燕窝，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 。
1934年，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深刻指出：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 ，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有却多。 ”（ 《花边文学》 ）我撰写这篇短文提醒谨防捧杀汪曾祺，乍一听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现在不止一篇关于评介汪曾祺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一定程度上已形成对汪曾祺本人的“捧杀”之势了。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捧杀”之文、之言，有不少出自名人之手、之口，我不怀疑他们对汪曾祺的喜爱与尊敬，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某种特定场合忘记了汪老本人说过的话，兴之所至，不事推敲，就信手写下来，信口说出来，一经媒体报道，不仅很容易对广大读者起误导作用，长此以往，很可能把汪老架空。当此之时，我觉得重温汪曾祺生前说过的相关言论，是必要的，会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汪曾祺。
汪曾祺的这些话，并不难找，翻看汪曾祺的有关著作，很容易读到。这位可爱的老作家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今天重读他生前说的许多话，再看看当前一些对他一味拔高的言论，我竟忽然觉得，莫非这位智慧老人生前就已经预感到这一切，这才不但反复说还写入文章之中公开发表，目的是给我们一个真诚善意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