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陈彦的《装台》 ，无疑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丰富的内蕴，使之具备了十分开阔的、多个维度的阐释空间。对我来说，以诚笃和勇气直面人生，从而对生活厚土做出有力度有质感的掘进，是理解这部作品的枢机之所在。
我着重谈三点阅读中最为深刻的印象，它们显然也应该是这部小说的特质中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这是一部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写作再现生活的力量的作品。它把一种鲜为人知的特殊生活，即为各种演出装置表演舞台的人群的生活，放到了聚光灯下面，细细描摹，纤毫毕现。既写了台上，他们围绕舞台装与卸的忙碌奔波，也写了台下，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舞台为中心，又辐射到剧团中的方方面面，大都市里的城中村、佛堂寺庙、深山中的农家、诸色人等、纷繁世相，因而可以说具有相当的生活广度。虽然是舞台上下，街口巷尾，却也有江湖庙堂，神界俗境。
装台工们出生于农村和城郊底层社会，身份卑微，靠出卖苦力挣钱糊口，生存艰辛，备受歧视和剥削。对这些小说中有着异常精细的书写。某些地方，让我想到当年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写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的感受。那是一种混合了沉重、压抑、悲悯的感受，一些情节堪称惊心动魄。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对装台人生活特殊性的关注，也渐渐被这种生活所体现出的共通的人性所替代。特殊的题材呈现背后，反映的是普遍的生存困境。
小说能写出这样的效果，首先要归功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作者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剧团管理者，和装台工们有着长久密切的交往，熟知他们的音容笑貌，内心波澜。文学创作中虚构能力固然很重要，但观察和思考总需要有具体的附着才行，倘若没有对某一种生活的整体上的熟谙，再出色的想象力也没有用。
小说整体上看是严格写实的，但其中某些局部描写也有着象征的意味。如多次写到顺子观察蚂蚁搬家，既是客观的写实，也同时通过这个卑微的为生存而忙碌的群体，来比拟装台工人群体。喻体和本体都很自然，不像某些作品，为了形而上的表达而刻意营造出某种意象，却和真实的生活贴不上。
其次，是人物塑造上的不凡功力。基于对生活的高度熟悉，经由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铸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便是一种水到渠成。如果为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开列一个人物画廊的话， 《装台》中有两个人物应该是可以列入的。
当然首先是刁顺子，这是个极富辨识度的人物形象。他出身卑微，待人友善，同情心强，不贪占便宜，身体力行，一再自称“咱就是个下苦的” 。因此有威望受拥戴，成了装台团队的主心骨和头领。为了保住饭碗，他处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一再吃亏退让，拿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靠着这些赚得微薄的收入，维持自己、家庭和他的弟兄们的生活。
苦难变幻着各种面孔降临，将他击打得遍体鳞伤：受剧组管事的盘剥，被草台班子欺骗，拖欠克扣工资更是稀松平常。兄弟们犯事他要担责，落难他要救助，为此焦头烂额。家庭通常会是歇息疗伤的温暖港湾，但因为有一个歹毒刁蛮、处处和他对着干的女儿菊花，也变得像地狱一样。他无法阻止菊花的暴虐，让贤惠的第三任妻子蔡素芬、懂事的养女韩梅都寒了心，觉得他太窝囊，无法给予她们庇护，不得不先后离开他，给他本已伤痕累累的内心又狠狠戳上了一刀。
将他定义为可怜的失败者无疑是容易的，但他的形象实在要比这个标签丰富。他处处倒霉，但始终保持了对人的友善，也始终不曾放弃对于责任和义务的坚持，虽然他也知道那样会使自己的生活舒服些。结果便是他一再做出那些注定会产生麻烦的选择，他没法不这样选择，他认了。最后，只是因为不忍心看着孤女寡母走上绝路，他把死去的装台工大吊的老婆周桂荣连同其被严重毁容的女儿娶进家了，且不再畏惧菊花的态度。这是性格的惯性也好，是时势所迫不得已也罢，但客观呈现的是困苦中的坚守，是逆境中的坚韧。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人生如战场，他没有做逃兵，从这个意义何尝不可以说他是勇士？小说结尾处，顺子又在观察蚂蚁搬家，他突然觉得，“他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 。他的行动何尝不是某种尊严的体现。鲁迅先生称赞的民族的脊梁，不应该只是指那些站立潮头冲锋陷阵者，还包括那些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普通人，他们的精神情怀中有着温暖和光亮。一千个读者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不同角度观察，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成功的人物形象，总是体现为意蕴的丰富厚重。
顺子的女儿刁菊花，则让我们想到一个不是经常触及的话题：底层的恶。从小亲生母亲跟人跑了，没有受到合适教育，长得难看，大龄难嫁，转而心理变态。她羞辱对她满怀善意的新婚的继母蔡素芬，毒打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妹妹韩梅，虐杀与韩梅相依为命的小狗，场面残酷血腥，让人看了不寒而栗。这个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彻底性。
典型形象这个说法，近年来不大提了。 《装台》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刁顺子这样的人物，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话题。典型形象，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的重要标尺。不久前去世的陈忠实，他的《白鹿原》的成功，也是因为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形象。如今长篇小说数量浩如烟海，却没有能够贡献几个让人记得住的形象。原因有多种，或者是美学观念上的歧义，或者是文学表达的功力不逮，但最关键的，应该还是因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不够深入透彻，也就难以塑造出鲜活灵动的形象。
《装台》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第三个突出的呈现，就是它的文学材质的丰富和出色。一部长篇小说仿佛是一座房子，人物、故事、环境、氛围、语言、节奏、语调等等，就是构成了房子的梁柱、椽子、砖瓦等等。房子是否牢固且美观，要看这些建筑材料是否质量过硬。
人物、故事情节等上面已经谈及，不再赘述。其他许多方面也都颇为出色。如细节的生动而富有表现力，就让人过目不忘。仅仅举一处为证。顺子的哥哥、曾有赌神之称的刁大军手气不佳，欠了同族长辈疤子叔的赌债，因无力偿还不辞而别，疤子叔数次上门讨债，顺子无奈只得倾其所有，代兄还债。后来刁大军查出胰腺癌晚期，顺子把他从珠海接回，安排在城中村的老宅中住下。疤子叔闻讯赶来，不曾问候一句，只盯着奄奄一息的刁大军脖颈上手腕上值钱的东西看，眼睛几乎充血。先是取走了脖子上的项链，又捋下手腕上的玉镯，最后盯上的是箍在指头上的戒指，因为骨节肿大捋不下来，疤子叔就用自己的挖耳勺一点点别着、拔着，连汗都出来了，才勉强弄下来。这样的细节描写，把今天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本来都是郊区农民，但农民本性的厚道淳朴，农村宗族社会的人伦之情，也已经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荡然无存了。当年从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中读到过亲情的丧失、人性的沉沦，这里的描写实在是有过之。
可以说，整部作品都是由大量具有这一类品质水准的、活灵活现的细节连缀而成，造成了很强的画面感。这一点应当与作者作为戏剧家，对于舞台艺术的视觉效果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整部小说，首先是一连串的画面，是随着时间顺序展开的画面的洪流，让人真正如临其境，如睹其人闻其声。但倘若作者缺乏对生活形象的细腻观察，这些都无从谈起。它们的本源仍然是生活。此外，大量的对话，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生动传神，很好地烘托出了地域生活的氛围情调。总之，丰富而优质的文学质料的密集出现，让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干货” 。
《装台》因为出色地描绘了生活而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半年发行10万册，这在当今文学图书市场上很少见。探究起来，这是生活的馈赠，是现实对于眷顾它的作家的回报。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一句话，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不会过时。一位作家，只要植根生活的厚重土壤，以诚笃和虔敬的创作态度，做深入的发掘，就会有丰厚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