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仁合一，生生不息，积健为雄，气韵生动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断的革新和创造体现的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学说，它所关注的是现实的、能动的人对历史的不断创造。因而，在中华美学精神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和历史性同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具有内在的联系。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一届人大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 ”在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应该超越中西、古今等对立范畴，在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弘扬和创造一种新的中华美学精神。
美学问题、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简单地从近代以来所产生的美学学科的视角来进行解读，是无法真正理解美学问题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就难以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更难以理解中国的未来。而美学和文化问题之所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有着深刻的原因。
其一，这是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历史语境所决定的。德国古典美学为现代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奠定了基本问题域，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切旧秩序的批判，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提出了自己美学的观念、方法和历史使命。
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基础是康德提出来的人性论和主体性原则，如哈贝马斯所言，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的文化形态，建立在主体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德国古典美学，自然要以“人”为出发点，然后又回到“人” 。于是，“人的解放”便成为德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同时也要注意到，从思想史上的意义上来看，德国古典美学在实质上是对启蒙运动思想主题的继承和延续，并试图把审美作为切入点来为人的解放找到新的答案。德国古典美学对审美问题的重视，既是在捍卫人的主体性，也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崛起之后，由于对理性化的过分强调而造成的对人的压抑和分裂的反抗。“感性学”（美学）的提出，是对西方传统中对感性的贬斥和边缘化的一种颠覆。
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所提出来的历史主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第一次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来说，德国古典美学所说的“人的解放” ，只是一种抽象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而非思想活动。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打破形而上学的幻象，从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真正基础上来寻找答案。现代社会人的不自由，不是由于人性的分裂造成的，那是结果而非原因，真实的原因是由于“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这种“物的关系”又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 ”所以，摆脱“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解放，更进一步说，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追求。
其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打破了美学意识形态的神话。美学学科的产生，属于西方传统知识论范畴划分的结果。现代美学学科的提出者鲍姆嘉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可以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研究“知”的，也就是人的理性认识，是逻辑学；研究“意” ，也就是关系人类态度行为的东西，这是伦理学；而研究“情” ，也就是人的感性认识，则是“美学”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方面，美学是理性试图对感性进行理性化的掌控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美学则追求一种自律性，它为自己划分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看来，德国古典美学对美的理解，对人的解放的理解，完全是一种美学意识形态。这种美学意识形态使得他们将审美宗教化，并将这一思想垄断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了文化和思想领域，而事实上它掩盖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分裂这一最根本的事实。对于马克思来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抽象的审美主义、人道主义，本质上都属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因而也是需要被揭露的对象。
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根本不是在传统知识论范畴内对美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它将美的创造、审美活动、审美理想完全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基础上，既打破了传统美学知识论的划分模式，也颠覆了传统美学形而上学的基础，冲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神话，因之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它把一种资产阶级自律性的话语体系，变成了一种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的话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美学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并明确地指出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 、‘怪影’ 、‘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生产实践，而不是理论的虚构和神圣观念的自我演绎，所以，只有通过对“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批判，通过理论革命和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才会破除传统意识形态的神话，才会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才会使人摆脱抽象的统治，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桎梏，才会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恩格斯所说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其原因正在于此。
其三，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美学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崇高的美学追求和历史追求，也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它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既具有中国自身特色，也具有深远的世界史意义的道路。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中国有着漫长的美学思想史和艺术创造史，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艺术气息和美学精神。从小的层面来讲，它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几个步骤，完成人的培养和改造。从大的层面来讲，它注重的是对所谓“大道”的体悟，上下与天地合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笔者认为，这种独特的中华美学精神生成的根基，在于“生”的理念。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上至天地，下至人世，乃至人的生成，都源于一个“生”字，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天地同体。 ” （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他们所说的，都是指个体的生命，通过对天地的体认，获得永恒的意义。那么，充塞天地之间的又是什么呢？张载说：“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 ”也就是说，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元气流动，赋予天地一种饱满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古人提出的“生仁合一” ，体现的是现实的关怀和对最高的境界的体悟。天地自然万物，都以“生”作为最根本的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积极、活泼、饱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力量。因为元气的流动，天地的根本精神就是化生万物，创造新生命，如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所言：“无恒器而有恒道也。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元气淋漓、不断创造的艺术世界，生生不息，积健为雄，气韵生动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断的革新和创造体现的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除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之外，也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性精神，继承了中华美学精神中所强调的人的培养的目标。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人大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在近百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追求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整个国家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气象，在笔者看来，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就是：建设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新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和美学精神，这才是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体认的人间大道和人间正道，也正是因为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使得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结构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精神，同时，由于它拒绝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因而也使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并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提出这一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提升国民人文素质，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造，加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依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伟大时代应该去努力完成的重任。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中华美学精神，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否定，相反，它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一种创造性追求。它需要我们有广阔的胸怀和人文气象，需要一种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去不断面对历史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挑战，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 ”中国要以新的形象走向世界，要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继承、弘扬、创造中华美学精神，这既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高的世界情怀和人类情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文论基础性概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