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回想起《中国音乐学》走来的30年，感觉极其不易。

　　1985年12月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音乐学》杂志创刊。创刊初衷，是为了落实“开门办所”的方针，朝着“执中国音乐学界之牛耳”的目标努力。当时的主编是郭乃安，副主编是吴毓清，居其宏任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康其昌负责编务和出版。

　　“那会儿是差别化稿费制度，最高千字18元。 ”居其宏说，创刊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不用考虑办刊经费，但是对于面对手稿的编辑而言，三级审稿制度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最难的是跑手续——跑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创刊号反响很不错。吴祖强先生的评价令人鼓舞：“欲知中国乐坛事，请看《中国音乐学》 。 ”

　　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氛围， 《中国音乐学》在选题组稿上紧跟现实，让学术走出象牙塔，更加富有生机。“办刊不能坐等来稿，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主动走出去约稿。 ”居其宏和从《音乐研究》调过来的缪也走出去了，到全国各地独立或联合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研讨会和读书会，让《中国音乐学》在音乐学领域的热点、焦点话题上异军突起。

　　看似平常的一次调动，缪也却有解放的感觉。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做音乐学术刊物的能力，压力很大。“之前在《音乐研究》 ，我的精神负担很重，每篇稿子要承担很重的责任。而在《中国音乐学》 ，因为严格三审，郭乃安先生每篇稿件每个字必看，我的精神负担就没有了。 ”他认为，一个刊物的成长，需要很多人的坚持，要严谨务实、求真求变。学术刊物，不能离开现实。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吕骥的认可—— “你们可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刊物啊” 。

　　从一开始默默无闻，到打开局面，甚至成为音乐学界的重要刊物——第二任《中国音乐学》副主编冯洁轩认为，这全有赖于编辑部的苦心经营。完成这个飞跃，时间并不长，也成为一个奇迹。“我们的目标很清楚，不讲任何情面，稿子就是讲质量。唯这个中心点不变，让刊物薪火传下去。其实对于后来者而言，办刊路子更开阔了，因为搞研究多了，稿源多了。 ”他透露，那会儿内定一年之内一个作者只能发两篇文章，即便有领导讲情，“口子也不能开” 。

　　在张振涛接手《中国音乐学》后，第一压力还不是稿源，而是经费。“那时音乐研究所没有房子出租，没有录音棚。我手里当时只有5000元可以用，都不知道怎么印下一期杂志。王子初（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刊物坚持下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声音。没有它，我们音乐研究所就悄无声息了。 ”张振涛回想起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他感慨，办刊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什么叫办刊的责任。

　　而今， 《中国音乐学》又经历田青、项阳两任主编，依旧是中国音乐学界的风向标和学刊旗帜，但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和《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和《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相比， 《中国音乐学》尽管同样有主办单位一定的经费支持，但作为顶级的学术名刊，实际处境仍略显尴尬。项阳说：“只有我们没有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兼职。 ”国家社科基金对重要期刊的资助金额一年有四五十万元，这对于一个学术刊物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办刊经费支持。即便如此，“兼职的同志们做的事，不算工作量；只有很少的稿费和编辑费” ，项阳还是带领他的团队在坚持，不放弃努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零库存。明年会提高杂志的印数。 ”

　　参加《中国音乐学》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与会同仁也将话题放在“如何办好刊物”上。“学术刊物办好，不在于钱多少。钱多了，不好用，也是问题。关键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去办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薛艺兵说。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钟恩认为，没钱做不了刊物，但当钱不是问题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做好刊物。音乐研究所办刊和高校学报很不一样，学术性一向比较强。怎样走出去呢？一方面应该扶植年轻同仁，因为现在的学生专业思想不是很固定，可能为就业放弃学术。但如果在《中国音乐学》上发表文章后，就会像得奖一样，可能更能坚守学术道路；另一方面刊载稿件既要有学科眼光、有学术含量，也要兼顾学科建设。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汪申申至今还记得1996年在沈阳举办的音乐期刊研讨会上， 《中国音乐学》提出坚决不收版面费。“当时，很多期刊没有响应，因为生存很无奈。 ”和很多学术期刊有字数上限不同， 《中国音乐学》没有严格要求，只要质量好，两三万字都能分期刊登，甚至发过8万字的长文。“这种做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虽然为了防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限制字数是可以的，但文章质量是第一位的。 ”

　　《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认为，学术期刊限制同一作者的发稿篇数，这种看似僵化的规定，是有道理的。“一个学者哪有可能高水平的成果一年里一篇接一篇出来？ ”他认为， 《中国音乐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葆有的学术敏感性以及通过举办活动来引导学术方向的做法，对后来者影响很大。“今天的学术竞争和学术环境已不同往日，如何去克服现在的挑战，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学术期刊，应该肩负起为中国音乐学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的责任。 ”

　　《音乐传播》主编曾遂今认为， 《中国音乐学》最可贵的是编辑精神。“现在，由于学术功利化，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方热情，一开始夸‘你们的刊物很好’ ，接着就问‘你们是核心期刊吗’ ？我说，你都知道我们刊物是小孩子，要求他成为共青团员，可能吗？ ”这是现实状况。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在功利浮躁的时代、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下坚持一份音乐学术理想。

　　“我们胸怀要开阔。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韩宝强说，做音乐刊物，不能太狭隘。以前，有郭乃安先生那样的人物，如果要做伟大的音乐学术刊物，就要秉承过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