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的长篇演讲《论持久战》 ，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 ，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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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仓皇辞庙日：国民党撤离南京前夕，一批留日归国人士用日文张贴告示呼唤和平

    发生在1938年间的武汉大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著名的空中战役之一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独立出品的历史文献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上映以来，获得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口碑之作的背后凝聚着主创人员的努力、责任和探索精神，尤其是对于一个非专业影视制作单位而言，这样的良心之作殊为难得。本报记者在影片上映后第一时间专访该片总导演黎涛，就画面修复及影像结构等有关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就《燃烧的影像》来说，最大的看点在于片中有将近80 %的历史画面为首次曝光，这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藏优势。从馆藏优势到技术允许、再到纪录电影，就目前所呈现的结果来看，您觉得这部影片是否达到了您的创作初衷？

　　黎涛：只能说是基本达到。影片创作之初，我们面临的是素材量太大，而且还有很多是残片，这些残片的片名是什么，需要准确地去考证它，但有的是能考证的，有的却考证不了，难度相当大。此外，创作时间非常紧迫，从文案到制作完成，到最后是几近于疯狂的。我当时开了一句玩笑说，我们调动全馆的资源，甚至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做了这么一部抗战片，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说实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非专业影视制作单位而言，能最终制作完成这么一部片子，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记者：任何影片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用满分100分来考核这部纪录电影，您打多少分？

　　黎涛：我自己打分有点不客观。不过，真要给个分数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及格的， 80分吧。如果再有一点时间，我在选取镜头上和同期声的利用上更多一点，相信会更好。

　　记者：整个影像修复的过程是否困难？难在哪里？

　　黎涛：困难非常大，一般都是用底片修复，而我们的这批片子基本上都是孤本，很多没有底片，只有拷贝。这些拷贝有的是伸缩变形的，有的抖动，有的有划痕或卷曲等等，很多问题。还有，当时的胶片感光度比较低，光线不够的时候，拍出来亮的地方特别亮，暗的地方特别暗，所以这部影片的修复是非常困难的，整体又需要重新配光。

　　记者：是不是如果投入足够人力的话，就能顺利一些？

　　黎涛：不是，有些东西，比如就像画面的信息已经失却的话，你就很难修复。有的片子中间打空条子、划伤，还有的片子画面一闪一闪的，很多镜头划得很厉害。不过，观众现在看到的影像画面都经过了修复和调色，配光我们也都做了很大努力，基本上是一帧一帧进行手动修复的。

　　记者：一般来说，你们修复一分钟画面需要耗时多久？

　　黎涛：一秒24帧画面，算下来修复一分钟画面至少得4 - 5个小时。我们当时是8个人在做这件事，花了两个月时间，基本上每人每天工作都在15 - 16个小时。

　　记者：为保证创作严谨，本片对影像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军队番号，甚至军服、武器、徽章都经过了考证，这点很可贵。但也有观众指出部分史实叙述仍欠周密，比如武汉空战，说主要是靠前苏联的援助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在画面的选取上，主创人员的主观性还是很大的。对此，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黎涛：我们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我们要反映这段空战的真实史实；第二，我们要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画面、最有感染力的画面放给观众看，而且有些镜头真的非常漂亮，不亚于美国大片，包括那个飞机中弹以后追日本飞机，“咚”撞下来的画面，很有震撼力。

　　记者：画面本身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样的画面经过不同手法的剪辑处理，仍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甚至相反的结论。电影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有过。就《燃烧的影像》而言，你们是如何结构这些画面资料的？

　　黎涛：我们的想法就是还原历史真相，把当时的历史真相告诉大家。在这部影片里，这些画面有国民党拍的，有共产党拍的，有日军、美军拍的，还有一些民间机构拍的，我们力求多角度地呈现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是，立场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或者说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比如淞沪抗战，日本军队在中国上空扔了那么多炸弹，炸死了那么多平民百姓，这是在谁的国土上发生的？很清楚。一部片子没有立场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部片子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记者：立场肯定是存在的，正像那句名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他自己的祖国” ，纪录片导演亦如此。然而，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不同于电视纪录片《东方主战场》用影像建构一种历史观，本片仅从片名就可以看出主创人员试图更加客观、冷静地陈述历史，或者说只是把历史的瞬间一一展示给观众，用影像本身来说话。可事实上，“燃烧的”这个形容词本身，一如全片所传达的情绪，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对此，您怎么看？

　　黎涛：对，你说得很对。当年记录这段历史的电影人，很多都是冒着枪林弹雨去拍片，不亚于冲锋陷阵的战士，不管他们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他们把这些真实的影像记录给了大家。战争在现在某些年轻人眼里，可能概念比较模糊，但事实上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发生的瞬间你可能就没了，或者你身边的亲人可能就没了。所以，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只是希望告诉大家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在片子里，我反复用了一个小孩的镜头，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大。那场战争给儿童带来的创伤，是无法言喻的。还有在开篇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一个儿童，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你是老弱妇女，战争一旦打起来顾不了那么多……战争来临的时候，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大家只有齐心协力去抗击外来的入侵者，并不是像现在的某些人去评说当年的什么那样，我觉得没有资格。

　　记者：您想用影像本身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观察，可以说这是“直接电影”的表现手法，史实本身就是力量。但对于国家、民族而言，就像有的观众所指出，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史实展现，而是更应该带领观众去反思这段历史，不是评说。当然，这就涉及“思想电影”或“直接电影”等表达方式问题了。您是怎么考虑的？

　　黎涛：我们最后用“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总结这部影片。这话虽然只有八个字，但是意义非常深刻。“牢记历史”就是告诉大家，日本侵略者当年对中国人做了什么，而“珍爱和平”不是说中国有能力了去打日本，而是提倡和平，并不像有些人曲解为是一个有挑动的宣传，其实这个片子真的只是客观上很平地去介绍那段历史真相而已。

　　记者：如果有情绪存在的话，更多的可能是源于解说词过于饱满？

　　黎涛：这个可能是有。解说词在我们初编的时候就比较满， 1 . 8万多字，后来我们压了一下，压到了1 . 6万多字。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讲，确实是比较满，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表现情怀，抒情性就差了点。叙述性比较满，引导性也比较强，但如果没有这个解说词又怕大家看不懂画面。说实话，这个片子分上、下集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时间长了怕观众很难坐住。

　　记者：如果多用字幕，观众可能会有时间静思或反思一些信息？

　　黎涛：我们也试图这么做过，但还是不行。因为片子的信息量比较大，而且片子本身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叙事。我们有对白字幕，又打了一些签订条约的字幕、人名的字幕等，这个时候如果画面字幕过满的话，有的字幕和解说不能同时出现，信息就会丢失。如果想让字幕带着观众走，那解说就得静下来，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刚开始我们也有争论，到最后还是想全景式地展现抗日，有些事件不跟观众解说，观众还真串不起来，因此这块是个矛盾。

　　记者：凡涉及宏大叙事，似乎不可避免地解说词就会多，不少纪录片导演都曾遇到这个困惑。此外， 《燃烧的影像》全片以时间为顺序，叙述方式上是否单调？尽管在音乐、解说、同期声等方面做了弥补和努力，但对于一部进入院线的纪录电影来说，总觉得不够饱满，会不会略有遗憾？

　　黎涛：还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就是宏大叙事和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完全是属于一个叙事性的，我们以时间为轴线，顺着时间讲重大历史事件。假如跳跃式地讲，观众就没法清楚了解，毕竟我们是以史实说话的，这部纪录片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可能手法比较老，这个我承认，但确实我也没想出来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后来就用这个。

　　记者：日本侵华阴谋由来已久，这在片中得以呈现，很有历史纵深感。此外，日本侵华战略部署其实更是周密而详尽，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各种布局就像日本人的性格一样，严谨而可怕。比如，日本本土资源贫乏，本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战争，其占领我国富庶的东北三省等地，以很小的代价获取资源优势，所谓“以战养战” ，才使得日本有力量持续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等等。通观《燃烧的影像》全片，这方面的影像比较缺乏对吧？否则，很难理解日本小国何以有实力步步紧逼，甚至偷袭珍珠港。

　　黎涛：关于这部分我们在片子里讲到了一点，但是篇幅占得很小，因为更多的都讲抗日了。刚开始，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对中国的虎视眈眈，还有上海的经济地位、东北三省的富庶等，我们也都讲到了，但是比例像你说的很少。

　　记者：如果能加大比例，是否会让观众更加感受到日本这个对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这也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或者反衬我们14年抗日战争的艰难，以及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如此，效果是不是可能更好点？

　　黎涛：确实，这一块还不是因为我们资料不够，我们资料也够，但是就是考虑到整体的篇幅问题，比如片中的几大战役，要是不把这几大战役讲明白了，观众看着更不明白了。还有，这部片子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重要事件，一提到以后就成了现在这个结果。这块我们以后会注意的，就像你说的。

   本报实习记者 赵志伟/文 中国电影资料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