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黔山七峰”是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联以作家群形式推出的第一批作家。七位作家均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贵州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贵州文学和文学评论事业的发展，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贵州省文联于8月28日在贵州举办了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广智，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姚远，贵州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梦龙，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贵州文学院院长欧阳黔森，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彭治力亲临会议，对贵州文学给以充分肯定和鼓励。
会议邀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西安市副市长吴义勤，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导、鲁迅文学奖得主孟繁华，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研究员李朝全，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当代版负责人刘艳，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张鹰，湖北大学教授、博导周新民，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大项目部主任谢香，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杜国景等40余位文学界精英齐聚贵阳进行文学交流。
此次论坛，是为了推动贵州文学与全国专家的对话，站在全国的高度审视贵州文学，检阅贵州文学创作队伍，让更多的贵州作家走出贵州，走向全国。
进入21世纪，各族文化、各地文化的差异和认同日趋明显，面对各地各族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贵州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文化与个人、文化与文学等之间应该走向何处？是坚守还是趋同？是独善其身还是勇敢对话？作为边地的贵州文学又怎样与全国文学进行理性的对话和交流？与会专家通过分析地域文化，探讨“黔山七峰”的文学作品，对贵州文学的历史、现状作了有力的评价，对贵州文学的未来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殷切希望。与会专家认为，此次高峰论坛是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不仅激活了学者对贵州作家、贵州文学新的认识，而且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一种全球性与地域性、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文学创作视野，这无疑将有力拓展贵州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客观前景，也让全国文坛对贵州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全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全国视野下的贵州文学历史图景、文学创作概貌
此次高峰论坛，通过推出“黔山七峰”勾勒出了贵州文学的历史图景和文学创作概貌，无数贵州文学前辈和他们的作品穿过历史的空间跃然于人们的视野。
汉代，贵州与湖北、湖南、河南等统称为荆州，在今贵州地域的著名辞赋家、散文家盛览，文学卒史臣、儒学家舍人，经师大儒尹珍，被称为“汉三贤” ；明朝，名臣大儒理学家、诗人、书画家杨龙友的诗文入选《崇祯八大家诗选》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周渔璜是当时全国诗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诗人；“清三儒” ——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携力创造了“清诗三百载，王气在夜郎”的沙滩文化……
五四时期，鲁迅对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代表人物、著名作家蹇先艾的作品作过评论，他说，蹇先艾的《水葬》为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伍略先后创作出《蔓萝花》 《绿色的箭囊》 《麻栗沟》等作品；石果的《一场风波》也是当时的经典之作，并被搬上银幕。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噤若寒蝉之后，贵州文学创作向现实主义回归。上世纪80年代，贵州文学现象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被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转载，并与《种包谷的老人》 《远行》《苦寒行》分别三次蝉联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发模的叙事长诗《呼声》被称为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 ，获全国优秀诗歌创作奖。
20世纪90年代后，贵州文学相对沉寂。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欧阳黔森为代表的新一代贵州作家群，用他们的创作成就逐渐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贵州文学是一种风格强烈、特色鲜明的文学形态，有标志性作家，像蹇先艾、何士光、欧阳黔森，也有发展势头迅猛的青年作家，如唐亚平、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等，文学生态、作家构成还是比较有活力的，即便放在全国的视野，无论是作家群数量还是作品质量，都是中上水平的。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这样看待贵州的作家们。正如谢有顺所说，贵州文学正在慢慢开花结果，比如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 《奢香夫人》 《雄关漫道》 ；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 ；王华的《花河》 《桥溪庄》 ；肖江虹的《百鸟朝凤》等频频获得全国性大奖。还有禄琴、喻子涵、杨打铁、赵朝龙、王华、肖勤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贵州作家已经有相当的数量，他们将会对贵州的文学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全国名家解读“黔山七峰”
作家的丛生、簇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作家，由于其水土环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较多的相似相近性，因此在创作的内容题材选择、人文内涵与精神质地方面，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等方面会具有更多的共性，从而形成一种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
吉狄马加认为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对促进贵州文学事业的繁荣有重要的意义。张广智指出，这次论坛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论坛。贵州的创作虽然有高峰，但更要看到山外有山，要多学习、有追求，只有不停止步伐才能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他强调，多彩的贵州有故事可讲，有出作品的土壤。贵州虽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任务重，但发展步伐快，贵州的GDP增长连续四年排在全国前列。这样热火朝天干事业的地方有故事能出作品。贵州省文联希望贵州文学“七峰”能够带动贵州文学“万峰成林” 。
欧阳黔森，坚守传统的写作者。吉狄马加认为欧阳黔森的小说实际上承接了对贵州边地的现实主义书写传统，他尤其看重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他指出，就地域性写作而言，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在全国来看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把他的写作放在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
柳建伟、陈福民认为，欧阳黔森在过去十年间，制作的5部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多次获得全国大奖，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绩。他是贵州作家的优秀代表，他获得优秀作家的地位是通过其优秀小说的成绩来说话的。他在影视方面的成就，表明了他对艺术的理解不局限在以语言为核心的小说上，他还试图在大众传播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杜国景从英雄叙事的角度详尽分析了欧阳黔森的超越意识。他认为，欧阳黔森是要从贵州乡土叙事传统中突围，欲以英雄叙事形成对乡土叙事传统的超越，理想主义的英雄情怀是欧阳黔森所有创作中最突出的成就和特色，其主要内涵是英雄情结和英雄人格。
孟繁华认为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集《味道》是新世纪以来写得很好的作品，是小叙事与大传统的典范之作，把人性的温情与冷漠写得淋漓尽致，对人性的理解和发掘非常到位。他认为欧阳黔森在小说细节处理上非常迷人，而欧阳黔森的大传统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坚守理想情怀。另外，欧阳黔森对贵州边地风情的表达非常充分，文学操守与价值立场、独特的地域生活经验，共同缔造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欧阳黔森。
周新民认为欧阳黔森的小说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滋养，展现了现代优秀小说的特质，一方面继承编年体格式，又交织现代性体验的思考。他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人物形象塑造上处理得很独特。他没有把人物形象当成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拒绝设置具有等级关系的人物形象。他认为这是欧阳黔森短篇小说的最大美学特征。
李国平认为欧阳黔森的存在提振了贵州文学的士气和信心，重塑了贵州文学在全国的地位。
唐亚平，高原诗歌的女性表现者。吉狄马加认为唐亚平的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具有标示性地位，其作品不应归结到女性主义诗歌写作。唐亚平最重要的写作都是在乡土书写中，对于今天的诗歌碎片化写作特别具有反思意义。今天中国诗歌写作出现了离生命本源越来越远、离人类心灵世界的温情越来越远的现象，而唐亚平诗歌展现了对土地的亲近，诗歌的现代性在其诗歌写作中从未丧失过，值得敬佩。王干认为唐亚平无疑是一线作家。陈剑澜从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时代精神被误读谈起，认为80年代很强劲的潜流是虚无主义，文学中主要出现在带有先锋意味的后朦胧诗人作品中，而唐亚平的《黑色沙漠》就是虚无主义作品，属于当时激进的先锋表达。他认为文学的变革首先是语言的变革，尤其在对比了朦胧诗歌时期几位先锋作家的特质之后；他指出在虚无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下诗人如何写个人的孤独经验，唐亚平在80年代就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他认为， 《黑色沙漠》在今天看，有些核心部分的语感是全新的，特别是所表达的全新语感以及把切身感觉跟语言合为一体的能力仍然是难以超越的对象。谢有顺认为唐亚平的诗歌写法、意象、语感完全是现代的、先锋的。
冉正万，贵州风情的传奇叙述者。吉狄马加认为，冉正万小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读起来很感伤，这种感伤不是停留在文字的简单描述上。他认为《银鱼来》提供了对人性的深刻揭示。陈福民在谈及时代精神对文学作品的反作用时指出，在时代潮流滚滚而下的时候更为本真的、诗性的、更符合作家精神气质的写作反倒不太容易受到人们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作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他认为冉正万一直是扎实的作家。吴义勤认为《银鱼来》是这几年令人惊喜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三个元素的结合：对百年历史的思考，对边地人性的表现，对巫文化元素的表现。无论从结构还是到追求， 《银鱼来》在整个长篇小说版图中都很有实力。谢有顺认为冉正万是具有超越意识的作家，他对民间文化的借鉴，对小人物视角的应用，对家族的处理，对传奇、魔幻题材的处理都非常有现代感。索良柱从边地作家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角度，认为《银鱼来》对于建立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维度是有帮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人们恢复对天地万物原初的敬畏之心。
王华，乡土深处的文学生命。吉狄马加认为王华的现代感、现代意味很浓。文本的语言识别度很高，语言成就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陈福民认为王华的小说在处理历史巨变中每个人的情感伤痛方面，表现了很好的努力，在如实呈现的功夫与道德情感的投射方面，王华做得很足。李朝全认为王华在小说创作中取材山地的家乡，关注物质困境特别是精神困境，对底层人物的同情情怀，就是可贵的根据地意识。王华小说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特色非常鲜明。罗宏梅认为王华在乡土小说的叙事上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将方言和现代性巧妙结合，语言很灵动、自然、自由，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的运用也非常灵活；二是在乡土故事的叙述上，她大胆采用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独特的境遇，深入地挖掘并刻画了他们微妙而复杂的人性，使乡土故事焕发新意。张燕玲认为王华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质感，人物个性鲜明。写出了百年来女性令人心悸的人生选择以及留守妇女精神内部的严重困扰。小说中对现实关注的切肤之痛，现代性困扰之下中国乡村女性精神之痛的困境书写都充满女性生命质感与女性悲情。
谢挺，城市影像的艺术表达者。吉狄马加认为他的小说在艺术上很注意文本的构建，长篇小说的趣味性把握得很好，对时间、情节的多项度驾驭显示了谢挺是小说天分很高的作家。谢有顺认为谢挺小说中可能读到与传统志怪小说的一些关系，但对反讽的应用完全是现代叙述的口吻。周军认为谢挺的《留仙记》借助中国古典故事的外壳，以一种极其先锋的叙述口吻、“城中村”对话体的叙事结构以及民间想象与本土资源的中国元素运用获得了后现代小说的先锋韵味，是现代与古典元素之美互文共生的典范之作。其优雅的叙事语言、富有张力的结构特质与审美想象、批判精神一道构筑了《留仙记》独特的中国小说印记。可以说， 《留仙记》在恢复中国文化面孔方面、在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戴冰，在荒诞中构建着现实世界。吉狄马加认为他是很有想象力的作家，类似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气质，就知识、学养而言，戴冰不论写作方式，还是观察事件的角度都很特别，受西方重要作家的影响很大，但他能够很好地化为自己的风格，体现出最佳的个体独特性。张鹰认为戴冰的作品对生活多样性、多义性书写，面对困境时人类坚韧的精神探索一直是戴冰小说的一个主旋律。谢有顺认为戴冰小说中荒诞感的处理很有现代感。张燕玲认为戴冰是具有天马行空的艺术才情和另类品质的优秀作家，其小说更具荒诞性、现代空间感，更有书斋气息，常常是一个意象起笔然后就描述形而上的世界，追问世界的深沉，包括人性的裂变与幽微，其作品显示了可贵的自由品质。
唐玉林，时代浪潮中的地域美学诠释者。吉狄马加认为唐玉林的《沧桑武陵三部曲》以通俗小说的写法，在实现小说的大众化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作为生活在西南的作家，关注整体社会变迁是作家的责任，该小说对于研究贵州本土文化是非常有益的。谢廷秋从三个方面谈了唐玉林的小说特点，一是空间与时间、二是故事与人物、三是通俗与高雅。她赞扬了唐玉林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借鉴，她认为唐玉林的小说从叙事方式到语言应用，都是大众化的方式，追求世俗化的娱乐价值。但娱乐中有批评精神，有作家主体精神在里面。张鹰认为唐玉林的《沧桑武陵三部曲》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充满了传奇性与文学性。她认为唐玉林在艺术手法上运用了现实主义和通俗的艺术手法，在通俗传奇的外衣下有着很强的文学力量与批评力量。
三、贵州文学的民族特色与文化认同、身份认同
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今天，各种写作流派活跃于文坛，贵州作家是坚持普遍性还是地域性，是坚持世界性还是民族性的立场，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通过文学构建起的文化身份也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吉狄马加认为贵州作家需要正确处理民族特色与全球化的关系，突出描绘贵州各民族生活的那种克制，以及他们的不同、不俗、不凡。这不是猎奇、不是探秘，而是要把贵州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独具的文化现象、独有的心灵特征真实地刻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地域的角度界定贵州文学似乎并无不可，而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贵州文学的共性——乡土写作。吉狄马加指出，乡土写作沉积了贵州伟大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是一个大传统，它不是单一的，它和贵州多民族文化、多源文化是分不开的。
孟繁华认为，从整体影响上看，贵州不是文学大省，也不是文学强省，但它是一个有特点的文学省份，贵州作家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寻觅文学的根源，才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与会专家就贵州文学创作与其他省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认为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贾平凹有商州棣花村，苏童有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村。每个作家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创作根据地。这是其创作的基本依凭及靠山，是其创作素材、题材、内容主题的基本源泉，也是作家创作情感和语言修辞的一个源头活水。贵州是西南省份，是国家发展版图中的欠发达地区，但是经济上的欠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学上的落后。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开始加快城镇化进程，传统文化经历着向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过程，在贵州地区却出现了民族作者的文学创作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势头。建设贵州文学大省是一个过程，与会专家认为，“文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耐心，要慢慢等待” ；“贵州作家所需要的是静下来，从生活中、精神上放慢自己的速度，写一些厚重的作品。一部优秀的作品，它最终是要靠读者和时间来检验的，这就是文学本身的价值” 。
欧阳黔森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贵州文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作家，贵州省核心专家、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国作协七届全委委员。先后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五百余万字。有长篇小说《雄关漫道》 《非爱时间》 《绝地逢生》《奢香夫人》及中短篇小说集等10部。编剧并任总制片拍摄了《雄关漫道》 《绝地逢生》 《奢香夫人》 《二十四道拐》等电视连续剧，以及《云下的日子》 《幸存日》等12部影视作品。作品曾四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全国电视“金鹰奖” 、三次获得全国电视“飞天奖” 、两次获得全军“金星奖”等全国性奖项19个，贵州省文艺奖一等奖等省部级奖50余项。
唐亚平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省视协副主席、贵州电视台高级编辑，贵州省管专家，荣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著有个人诗集《荒蛮月亮》 《月亮的表情》 《唐亚平诗选》 《黑色沙漠》 。在《诗刊》 《人民文学》 《中国》 《星星》 《山花》等报刊上发表作品，诗歌作品被选入全国上百种重要的现代诗选集，其中包括“熊猫” 、“企鹅”等外文版选集，作品被译介到英、美、德、法等国。组诗《田园曲》曾参加首届中美“北京——纽约”诗歌交流会。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国电视文艺政府奖“星光杯”一等奖、全国电视文艺金鹰奖优秀作品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50余项。
冉正万
《南风》杂志社主编。在《人民文学》 《十月》 《中国作家》 《芳草》 《当代》 《花城》 《大家》 《江南》 《作品》 《北京文学》等三十余家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评论等50余部（篇） ，约300万字。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 《树洞里的国王》 《有人醒在我梦中》 ，长篇小说《洗骨记》 《纸房》 《银鱼来》 《天眼》等五部。作品入选《200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0） 》等。曾获贵州省文艺奖等奖项。
王华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贵州省管专家。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 《傩赐》 《家园》《花荷》 《花村》 ，中篇小说《天上没有云朵》 《回家》 《旗》《在天上种玉米》 《向日葵》 ，短篇小说《逃走的萝卜》《香水》等。作品发表于《当代》 《人民文学》等刊物，多次入选《小说选刊》 《新华文摘》 《中篇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各种年度选本。长篇小说《桥溪庄》 （又名《雪豆》 ）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曾获贵州省文艺奖等奖项。
谢挺
中国作协会员， 《山花》杂志社副主编、编审。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出版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百万余字，部分作品被权威选刊选本转载。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想象中的风景》 《有青草环抱的房间》 ，长篇小说《爱别离》《留仙记》 。曾获北京文学奖、贵州省文艺奖、乌江文学奖等奖项。
戴冰
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省青少年文学委员会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贵州作家》执行副主编、 《文汇报·笔会》专栏作家。迄今已在《钟山》 《上海文学》 《山花》 《当代小说》等刊物发表作品近两百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七部，有作品被《新华文摘》 《短篇小说选刊》 《散文海外版》 《国学资讯》 《文汇报年度精选》 《青年文摘》等选载；入选《中国城市小说十年选》 《2009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一百篇》等选本。曾获第一、四、五届贵州省文艺奖，首届“山花”小说奖，第三、四届贵州省乌江文学奖，第四、五届贵阳市金筑文艺奖，第二届“尹珍”小说奖等。
唐玉林
《铜仁日报》社记者，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沧桑武陵三部曲》 （ 《中南门》 《清浪街》 《龙井巷》 ） ，长篇小说《铜仁记》 《南方有朵美丽的云》 ，散文集《知青的歌》 《南行记事》 ，至今已创作400万字。作为主创，曾参加大型电视剧《绝地逢生》 《风雨梵净山》 《二十四道拐》 ，以及电影《旷继勋》等剧本编剧工作。作品先后获得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专业文艺奖、乌江文学奖、贵州省文艺副刊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金星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