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三部曲》：格非非常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他小说的人物关系、小说的题目，都带有古典韵味，明快而优美，传达了汉语写作的经典性和美感。

　　《这边风景》：填补了中国文学中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的生活空白，特别是对多民族聚集的小村庄里生活的描写，只有王蒙写得了，别人写不了。

　　《生命册》：百年来中国写得最成熟、最扎实、最有成就的就是乡土文学，当年李佩甫有《羊的门》那么了不起的作品，这次茅奖给了《生命册》，实至名归。

　　《繁花》：茅奖肯定不光看资历，看总的创作量，还是要看作品。不要看金宇澄只写了一部作品，但他是把一辈子的生活感受写在了这一本书里，他不可能再有第二本《繁花》。

　　《黄雀记》：苏童是新时期30多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有一种独特的处理历史的笔法，在文学上的整体贡献很了不起。

　　“我是第一次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通过评奖，我对当代中国文学信心倍增。因为平时还是读的作品少，通过这次参评的252部作品，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作家认真地写长篇小说，绝大多数作品都处在一个水平线之上，这些让我对当代文学非常有信心，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批经典的作品出现。 ”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是唯一的“80后” ，也是首次在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出现的“80后”评论家。这是他担任茅奖评委后的肺腑之言。

　　8月18日，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家网共同举办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梁鸿鹰、胡平、包明德、陈福民、张柠、陈晓明、朱向前、孟繁华、杨庆祥等参加了研讨。

　　评奖不同于研究，个人好恶要让步

　　本届茅奖是对四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与会评委认为，从参评的252部作品中评出的5部获奖作品，在小说的题材领域、作家的年龄跨度、创作手法的丰富等方面，都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广度和深度。

　　252部作品摆在一起，如何去评？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评奖不同于学术研究，个人好恶有时候要做出让步。长篇小说的评价有诸多要素，比如历史时间的广度、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精神生活的深度、人生观价值观的普适性，还有叙事艺术等等，在这些要素里边，最后可能是要取中位数，一部作品才可能胜出。 ”张柠说，最后选出来的五部获奖作品，也是他投票的五部。投票时他非常纠结，但从综合层面考虑，这五部反映了近年来长篇小说发展的总体水准，尽管风格各异，有的从社会历史角度切入，大开大阖，有的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但符合长篇叙事作品的总体要求。

　　200多部作品参评，难免有遗珠之憾。比如面对范稳的《吾血吾土》、林白的《北去来辞》、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张柠一直想投，最后没有投，就是因为考虑到评价长篇小说五大要素的中位数。“写得非常好，从我个人趣味来说喜欢这些作品，但是评奖时会舍弃。 ”张柠认为，长篇小说的评价有两个尺度，一个是往后看，一个是往前看。往后是看长篇小说形式演变史的传统，比如西方史诗传统，中国古典的讲史和话本传统，这个已经定型了，有接受度，如果符合这个要求，很多普通读者会很喜欢，这是一般读者的要求。专家的要求，比如在高校讲解一部作品，可能要往前看，看一种心里期待，期望某一种创造性的小说出现，哪怕只有一点创新，也会死死抓住来讲，这是非常专业的眼光。但是张柠指出，在评奖时专业的眼光很难达成共识， 61个评委，不都是专门在高等学校里研究长篇小说的，有的是编辑，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教授，这61个人很难达成对于小说形式演变史的共识，因此评奖结果会牺牲掉那些探索性很强的，而取中位数。因此像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未能获奖，评奖失败了，但这些作品符合学者对小说形式演变往前走的要求。张柠说，他在学校会讲更具有探索性的内容，但评奖不是搞学术研究。

　　在杨庆祥看来，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最高的文学奖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遴选和经典化，获奖作品当然不可能每一部都被经典化，但是如果每届茅奖里边有一部作品被经典化，这个奖就是很成功的了。杨庆祥直言，一开始他不准备投王蒙的票，后来却改变了。评奖过程中，他反思了作为批评家的观念，他的文学观是被先锋文学塑造起来的，倾向于阅读很现代的作品，但在当前越来越中产阶级的阅读语境中，再读王蒙这样一个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时，带来了一种审美的解放。杨庆祥说，美学一定要多元，风格一定要多样，作为评论家不能局限在某一类阅读之中而不自知，要有反省意识，所以他最终选择投了王蒙一票。“相信获了茅奖之后，很多人会去读王蒙的作品，他们会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讲故事，这不仅仅是历史想象力，或者王蒙写了新疆题材的小说，而是让读者意识到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想象世界、书写小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杨庆祥说。

　　评作家还是评作品？

　　从第三届茅奖开始参加初评，到第六届开始当评委，一直到现在的第九届，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朱向前是一个资深的茅奖评委了。对比前后几届茅奖，朱向前觉得从第八届茅奖开始有了一个潜在的变化，即从评作品向评作家转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前，莫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内几次冲击茅奖，诺奖也呼之欲出。与莫言同为第八届茅奖得主的张炜、刘醒龙等，他们获奖的作品，也不一定是他们最好的作品，比如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未必是他的代表作。朱向前认为，本届评奖延续了这样一种认知，即对茅奖由原来的侧重单篇作品，到现在要综合考量作家的实力与影响。所以王蒙在这一届自然浮出水面。同时朱向前指出，王蒙的《这边风景》也是一部重要作品。在书中王蒙曾写到，有一次林斤澜和他打趣，说他们这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露头角，然后在80年代后归来，但丢失了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的20年，所谓的“清蒸鱼中段” 。朱向前说，《这边风景》不仅属于王蒙的“中段” ，也属于这一代作家的“中段” ，甚至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当代文学一个难得的孤本。即使是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王蒙还是听从了生活的召唤、人性的召唤、内心的召唤，这就非常珍贵。谈到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品，比如进入提名的《耶路撒冷》，朱向前认为这也意味着茅奖对“70后”作家的一种期待，一种肯定，一种鼓励。这次参评茅奖的，还有更年轻的“80后”作家作品，比如朱向前非常喜欢“80后”作家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朱向前认为，从第八届茅奖开始到第九届茅奖体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尤其是从本届最后出炉的五个作家能够看得很清楚，即更加年轻的，或者名头不是那么响的作家要获茅奖有一定的难度。

　　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看来，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评作家，但有时也会评作品；茅盾文学奖的宗旨是评作品，但除了评作品，也评作家，现在形成好作家好作品这样一个风格，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觉得，再评几届以后，随着大牌作家的减少，可能主要就是评作品了。在这一届获奖作家中，王蒙、格非、苏童、李佩甫四位早已为文坛熟知，金宇澄则是一匹黑马。金宇澄过去写短篇和中篇，但主要是做编辑，中国有很多作家比他名气大，作品多，但金宇澄就凭一个《繁花》获得了茅奖。胡平说，茅奖肯定不光看资历，看总的创作量，还是要看作品。不要看金宇澄只写了一部作品，但他是把一辈子的生活感受写在了这一本书里，他不可能再有第二本《繁花》。

　　五部作品为啥获奖？

　　在《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看来，获奖作品首先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中国经验，抒写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的磨难、挣扎与进取，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的艺术探索，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他们对文学精神的坚守没有懈怠，由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作家的品格和精神底色。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每年都写长篇小说的年终评论，已连续写了十几年。本次参评进入前80部的作品，其中的四五十部他都写过评论。在他看来，评出的这几部能够集中代表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成就。作品本身好坏，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作家的影响力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作家的综合影响力再加上这个作品，这是作家能够胜出的重要的原因。

　　“这次茅盾文学奖能够给两个先锋文学作家，确实表现了茅奖的包容性，他们选择了历史，同时也将被历史所选择。 ”研讨会上，孟繁华肯定了茅奖的包容性，并逐个点评了本次获奖的作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写三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规模宏大，第三部直面当下思想精神困境这个难题，非常了不起。王蒙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天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象征，最重要的是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于40年前，但是今天这个作品还活着，这就是一个奇迹。40年后，《这边风景》不仅能看，而且看了还让人很振奋。谈到李佩甫的《生命册》，孟繁华表示，百年来中国写得最成熟、最扎实、最有成就的就是乡土文学，当年李佩甫有《羊的门》那么了不起的作品，这次茅奖给了《生命册》，实至名归。金宇澄的《繁花》也很了不起，但是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是真不喜欢。为什么？孟繁华指出，中国文化，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心逐渐从南方移到了北方，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审美选择。但孟繁华表示，评奖不是个人趣味的选择，要从整体上考虑，王安忆笔下有一个上海，金宇澄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上海，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谈到苏童，孟繁华认为苏童是新时期30多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有一种独特的处理历史的笔法，在文学上的整体贡献很了不起。

　　研讨中，评委们比较多的谈到了《这边风景》与《江南三部曲》，这两部作品也是本次茅奖揭晓后的热议焦点。在包明德看来，王蒙的《这边风景》创作于38岁到47岁时，是作家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作家最成熟最有想象力的年龄段。王蒙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勇气和叙事的自觉，向读者讲述了60年代新疆的故事，以独特的视角，热情歌颂了诚实的劳动、正直的品格、民族的团结和美好的爱情，看了以后让人感动。《这边风景》人物繁多，民族众多，这些多民族的同胞，性格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文化心理上也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希望了解兄弟民族，也希望自己被兄弟民族理解、认识、礼敬，这样才不孤独。不去认识别人，和自己不被认识，都是一种孤独。作品期待冲破语言的藩篱，呼唤一种健康的民族关系。

　　张柠也非常看重《这边风景》，因为他认为这部作品填补了中国文学中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的生活空白，王蒙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把一段历史记下来了，其中特别是对多民族聚集的小村庄里生活的描写，只有王蒙写得了，别人写不了，而且王蒙在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社会生活中加进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书写，非常难能可贵。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看来，王蒙作品的独特在于他对那个时代的反映保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历史，也是我们探索过、很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恰恰在这点上王蒙做得最出色，他始终抓住文学来源于生活，强调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陈晓明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超过世界观，那么在中国的文学实践中，作家的创作其实是以生活性去超越世界观，生活性甚至超越了创作方法，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中国经验对马列文论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很难有像王蒙那样的生活经历，在《这边风景》中，陈晓明不只是看到了文学的意义，同时还看到王蒙的创作在中国经验当中的一种历史贡献。

　　关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有人对这部作品是否符合参评条件和重复参评提出质疑。第九届茅奖评委会副主任李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格非本人早在2007年就公开表示，要写一部三部曲。2008年初，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征集作品，有关单位推荐了其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而在此之前， 2007年12月发布的《评奖条例》明确规定：“多卷本长篇小说，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奖” 。作为三部曲第一部的《人面桃花》不符合《评奖条例》要求，未列入备选书目，评委会并未评审此部作品。

　　至于《江南三部曲》三部作品是否有关联，参加研讨会的评委给出了更细致的解读。张柠认为，《江南三部曲》是按照三部曲的设置来写的，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将宏大历史视野和价值思考转化为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三代人的爱恨情仇背后，交织着欲望和解放的渴望，革命的激情，乌托邦的冲动和终极价值选择的焦虑。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指出，实际上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就动念要写一部我们这个时代的三部曲。陈福民说，这个动念非常了不起，它符合作家在大时代中对整个历史的把握。格非用自己的方法传达了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传达了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历程变迁的理解。作品从时间跨度到容量都非常大，是非常标准的长篇小说。欧洲有很多经典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但在中国非常成功的还不多，陈福民认为，格非在多卷本创作方面是一个榜样。另外，陈福民指出，格非非常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他小说的人物关系、小说的题目，都带有古典韵味，比如《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明快而优美，传达了汉语写作的经典性和美感，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建设性的文化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