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实力传承。文化是一个民族挺立的脊梁。儒家文化和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是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精髓。
◎儒家的学术与思想就是中国优秀的学术与思想，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取其所需，儒家学说为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作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贡献。
◎传统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就是直觉意义上的思想，是一种现实的、具有说服力的伦理道德的思想，是一种关乎国家与民族道义的大智大觉。
孔子像
在2014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国文学不仅是辞章律韵的历史，它一定贯穿着传统思想的实质，屈原的忠义、李白的出尘、杜甫的沉郁，尽可在儒道中徘徊。当遭遇波折需要从沉沦中解脱时，会以崇尚虚无柔弱的道家作为凭借，但意气风发、一以贯之的浩然正气必然来自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对国家和民族有所承担、能够激昂向上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脉。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习总书记强调：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这段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到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诸多范畴，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这些人文道德的最基本信念已经在中国人的血管里奔流了几千年，使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能够超越苦难，自强不息。然而，“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许多轻浮时髦之士，不相信中国这片土地上也能产生优秀的思想，一提起先进的思想，必将其归于西方文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古代人文社会思想的基本状态，当然更不会知道一种优秀的学术思想虽然从自己所处的沃土中产生，但也可能超越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环境。他们贸然以为儒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现在是工业文明和信息化的时代，认为传统文化早都过时了，要予以全盘否定。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不管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于种地的也好，产生于操作机器的也好，产生于庙堂还是草根，学术一旦形成，学术的目的就是对于真理的探究。不能说操作机器的人悟出的真理是正确的，而种地的人悟出的真理就是落后的，庙堂的人悟出的是真理，老百姓悟出的就不是真理。对于真理本身来说，真理在其辐射的范围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真理永远是真理，不能以真理产生的环境和时代的先后来分别真理的优劣。
过去与未来
社会人文的学术与思想，不能赶时髦，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将眼光放在现在，要探索人类精神与社会的未来走向，更多的时候还必须回头，甚至光回头还不够，还要有一些担负神圣使命的学者将头深埋于过去、直至埋于人类思想的源头。人类可能最善于遗忘，也最容易在异化中迷失方向，但是人文学术或思想可以不断地为人类探究方向。它与自然学科不同的是，自然学科可以在实验室进行探究，而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实验室无法产生人文思想，人文思想是建立在历史与经验的基础上，它需要历史与经验的印证，它常常需要人类回到理性与情感的源头，为现在的人类重新校正已经迷失了的方向。人类社会在物质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在思想与情感的深处，人类的变化或进化却是缓慢的，甚至在精神世界的原创领域，人类常常在原地踏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退化。因而，过去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或学术对于今日和未来的人类当是多么重要。
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和学术，是这个民族屹立与延续的根本，是一个民族得以传承的唯一血脉。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都消解了，那么这个民族终将会自行消解。维系中华民族的根本就是其主流文化。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才能够有能力来理解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学习之中才得以不断进步与进化。不然，自身没有一个可以消化别的文化的文化之“胃” ，何以消化别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一看见别人的东西好，就将自己以前认为好的东西完全丢掉，全身心地扑入别人的怀抱，这样反复几次，这个民族到头来什么都不会拥有，要么只能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丑存在，要么就会彻底消失。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实力传承。文化是一个民族挺立的脊梁。儒家文化和许多传统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是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精髓。
被遮蔽的儒学
儒家学说为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汉以后中国学术的主流，许多人以为那是由于汉武帝强力推行的缘故。汉武帝驾崩后为什么儒家学说又一直被历代社会所不弃，这就不能单纯从汉武帝的嗜好上来判断这门学术为什么具有那样长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之所以强大，首先在于它是对于中国远古夏商周三代精粹文化思想的继承和总结。这一点，从儒家六经（ 《乐经》后来失传）所传承的内容来看，就足以说明问题。儒家学术中对尧舜民主政治的向往和传承，使中国社会一直将其作为开明政治的一面旗帜。孔子曾情不自禁地赞美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大意是，多么伟大，舜禹执掌天下，却不将天下看作是私有的。孔子一直认为自己是殷商人的后代，以宋为自己的学术与血缘的故土。这在《礼记·檀弓》等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对于三代文化的渊源，他的评述很多。比如《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商继承了夏的礼仪，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孔子知道；周朝继承了殷商的礼仪，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孔子也知道；将来如果有继承周的朝代，即使经过百世，孔子更会推知其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发展。他在《论语·八佾》中又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 ”他对于夏、殷文化的熟悉和自信，使他将这两朝的后裔之国杞与宋都不放在眼中，并且一般意义上的所传文献他也不放在眼中，他自信自己所掌握的文化是全面的。孔子对三代文化的熟知一直是学术界探究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学术中一个永远的谜。孔子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这种自信无处不在，他在《论语·子罕》中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是孔子在匡地之难中说过的话，言下之意，自从周文王不在以后，文化礼乐制度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孔子的自信，不仅源于他对于自己所传承学术内容的自信，而且也源于他对于儒家学术生命力的自信。儒家学术除了提倡以中为用的思想方法，儒家学说思考的重点是社会政治，这也是中国学术自上古以来的一大特点，即“王官”文化的本质特点。它与道家注重个体的自觉不同，儒家的学术与思想虽然偏重于社会政治的思考，但是他们不是偏重于自己眼前的社会政治，而是偏重于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政治。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政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在儒家学说中，理想的社会政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仁爱基础上、以礼为基本秩序而得以维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长幼有序、又能互相理解、人人讲诚信。在这样一个正面的善意的角度上所建立的社会中，国家领袖如一家之长，一家之长如一国之领袖，家如缩小了的国，国如放大了的家，所以国如家、家如国，国家的概念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这是古代圣贤所勾画的国家与社会的理想画面。这也是家天下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要达到现实社会中这样一个理想国家的高度，事实上还有许多距离，因此必须对国家实行有为的积极的管理和建设，此为官天下的道理。 《汉书·盖宽饶传》引韩氏《易传》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而在儒家那里，这两个极端被儒家为其所用，作为其政治思想一体化中的两个方面，其中官天下，是以家天下为基础的。王者，如果不能真正像热爱家人那样热爱天下的人民，那么他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所以后世儒家借用庄子的话将一个王者必须具备的修养总括为“内圣外王” 。只有内圣才可以外王，内为本，外为末，内决定着外。没有办法的办法，传统的社会中，对一个至高无上者所进行的制约只能是思想的制约。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动机之上的，至于今天，你也不能说这样的思想已经过时。
在这样一个类似钻牛角尖式的动机上建立起来的思想，却行走得很远很远，可能远得让一般人都无法想象。比如到了孟子的时候，孟子就提出了“仁政”的思想，这个思想的要点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也是真正的《春秋》精神，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袖为政权服务，政权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巅峰，也是中西方民主思想中共同的巅峰。两千年后，这种思想由西方传教士传到欧洲，伏尔泰、卢梭等人才有了类似这样的思想，最终为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思想与社会完全可以不协调发展，思想可以跨越它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不能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学术与思想，这也未免太机械化了，也未免太轻视思想与学术的前瞻性与透视性，持类似观点的人，其实也是在完全否定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价值，将学术与思想简单化地变为社会现实的附庸与工具。如果超越了将学术与思想变为简单的实用工具这样一种低俗的境界，优秀的学术与思想将会给每一种社会、每一个人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儒家的学术与思想就是中国优秀的学术与思想，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取其所需，儒家学说为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作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贡献。当然某一种形态下的社会政治不可能将学术与思想的主要精华全部吸收，皇权时代的政治主要是为一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务的，社会政治的落后不能归之于流布于社会的学术。政治不采用进步的思想与学术，不能等同于当时的社会就缺少进步的政治思想。皇权时代的政治曾经黑暗得有如地下一样密不透风，但是思想与学术却能够盘根错节地在其中扩大自己的地盘，寻求自己的生长空间，只要有一点水分和松软地带，学术与思想都会长成参天大树。
差异的魅力
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在总体特征上有差别，这是事实。传统的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注重感悟，对人生与世界往往形成一些直接的结论，缺少挂一漏万式的列举和归纳。这种感悟起码有两大特点：其一，既是具体的、实用的，又具有综合的、全局的特征；其二，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由于是一种基于感悟和直觉的经验，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广谱性。而西方的思想则不一样，它具有知识的特点，它可以依照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来得到，既然可以这样来得到，那么也就可以依据逻辑或推论来掌握它。直言之，西方的思想是容易被分析的，而中国的思想是不容易被分析的，中国的思想中感性大于理性。
面对比单纯理性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最为有用的、超前的思想雏形无疑是感觉的集合。当远古人凭感觉已经知道哪类东西可以吃、哪类东西不能吃，且已经以此为生几千年乃至上万年，而到了今天，理性与科学仍然在求证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吃，那些又为什么不能吃。如果人类一开始就非常理性地探索可以食用的食物，然后才食之，那人类不就早都饿死了。这可能也标志了理性的局限与直觉的超前。同理，战国前期的思想，之所以呈现感性与悟性的特征，也是有其实用根源的。比如当政统只能进行浅表粗疏的社会管理时，深入人心的深层维系则是德治。这个德治的经纬体系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孝悌和国家社会范围的忠信。孝悌忠信所关涉的仁爱与礼仪并非是理性的概念，而是具有情感意味的神圣不可分析的综合性概念。因此，在这样一个情感意味的概念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仁义社会，被冠之于“礼仪之邦” ，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传统社会的现实中，法律的制定者游弋于法律之外，对社会主导阶层最有效的牵制就只能是伦理道德而非律法，这也是我们曾经的传统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地方。
人类世界中，正是有了东、西两半球在思想上的差异，人类的文化才有了相互发现、相互论证的机缘。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近现代的世界史，也就是东、西两个半球的相互发现史。这种发现，其实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互相启示、互相发展。话又说回来，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首先是思想差异的存在，思想没有了差异，人类就可能停步不前了，人类就可能迟钝了，人类就可能陷入了另一种思想的专制之中。因此，思想的差别才显示了思想的意义，没有思想的差别，就没有思想的进步。
中国传统中那些经过历史涤荡的思想，是在我们的传统社会现实的果实包裹下长成的一个个硬核，有着可以无穷体验的魅力和不断释放的巨大能量。中国人曾经得益于这种思想，信奉过这种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强大，它理所当然地阻隔了信奉无为的道家与信奉空无的佛家这些宗教势力最终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既确保了社会在整体上未走入偏激，也使中国人失却了普遍性的宗教信仰，但是，传统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就是直觉意义上的思想，是一种现实的、具有说服力的伦理道德的思想，是一种关乎国家与民族道义的大智大觉。这种思想不仅滋润了大众，而且也牵制与教化了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使这个民族虽处于苦难与动荡，然而最终能够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