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有红穗与白穗之分。红穗者，“形状饱满，籽粒红润，向心聚拢，秸秆矮壮敦实” ；白穗者，“形状发散，籽粒银白，宛若礼花” ，十分漂亮。但这是外观，脱去它们的外壳，用来煮粥，吃在嘴里，似乎并没有区别，都是高粱，吃不出玉米味。如果做器物，还是有所不同：红高粱穗适于绑炊帚，白高粱穗适于绑笤帚。就我的理解，大概是炊帚刷锅，笤帚扫床扫地。前者与钢铁打交道，后者与被褥、土地打交道。对象不同，因此对它们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坚硬或柔软者各取所需。换句话说，红高粱的穗子硬而白高粱的穗子软而已。

　　这当然是我的推断，没有更多的话好讲，不像是著名散文家周振华，说起高粱有那么多的感慨，有那么多来自心灵深处被泪水浸湿的话语，浸透着对母亲的依恋与敬重。关于母亲、乡村，振华写了很多散文，并不断发表与被转载。就我所读过的便有《扫街》 《人老了竟是那么卑微》 《母亲和她的“千层底儿” 》 ，还有《母亲的红高粱白高粱》 ，我上面引述的关于红高粱与白高粱的文字，便出自这篇散文。振华这些描写母亲的散文，篇篇都好，读之令人恻然。

　　相对大豆、红薯、谷子和花生，母亲执意种高粱，理由是高粱好侍弄些，用不着那么精心，不经意间就长高、秀穗了。是这样吗？振华怀疑，他知道，侍弄高粱比其他庄稼要艰辛得多。“它们没有玉米那样魁梧的身段，没有小麦那样密密匝匝的阵容，没有大豆相互围拢的互助，它们细细的高挑的极柔弱的身板，支撑着与负荷不相协调的硕大谷穗，稍有闪失，就会夭折” 。在高粱的一生里承受着太多的艰辛与苦难。

　　母亲的命运如高粱一样充满艰辛，她的出身成分高，“文革”时期曾被发配扫街。振华在《母亲扫街的日子》中回忆道：“母亲扫街，准确说，是父母扫街的日子。因为作为女人母亲比父亲对扫街的感触更深刻、更刻骨铭心。 ”这种“扫街”是对母亲羞辱性的惩罚，母亲认为“这是最让她无地自容的事情，每当握着扫帚站在街中心，她感觉周围的目光就像乱箭穿心，那时用她的话讲，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那个让母亲整天胆战心惊的年代，母亲“除了每天好好劳动、认真扫街、虔诚请罪、低头改造外，对待身边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不光吃的喝的，慷慨于街坊四邻，使的用的，也常想着房前屋后。比如，给人家端去一碗刚出锅的压饸饹，送去一副她亲手纳的千层鞋垫什么的” 。再有就是用高粱绑的炊帚和笤帚，每年除留几把自家用外，其他的都送人了。母亲的“产品” ，“谁家都稀罕，谁家都喜欢，因为货真价实，再说也不要钱呀” 。“文革”期间，母亲没有挨过一次批斗。这或许是队干部们厚道，或许是乡亲们善良，或许“是母亲执意种的那片高粱起了作用。不管怎么想，母亲是幸运的。因为凭她的身世，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毫发无损，算是奇迹” 。

　　一位农村妇女，用这样的方式减少自己与家庭的磨难，怎么想都是一种痛苦，应该受到尊重。对于振华当然更是如此，尤其是在他不经意间对母亲说错了话，更是挖肉一样的内疚与悔恨，至今想起来依旧泪眼模糊。在这模糊的泪光之中遣于笔端的文字，自然会产生震撼的力量，因为这是纯粹的天籁而摒弃了任何虚假的因子。中国人或者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孝是伦理的基础。啮指心动，亲情乃至社会关系的维系均是由此衍发出来，周巍峙老人评价振华的散文是亲情散文，原因便在于此。而振华的其他散文，描绘家乡故土、讲述童真琐事、祝福祖国明天的斑斓篇章，之所以潜涌一种温暖读者的热度，其原因也就在此。他的散文：“情深、意切、真诚、平实、朴厚、仁义、博爱、感恩” ，这些正是亲情散文所需要的元素。他常说：“爱，能融化比金子熔点还高的物质。 ”孔老夫子云：“知不可由，斯知可由矣。 ”明乎此，便万象如在镜中，自然会写出光明莹洁的好文章。

　　振华不仅是优秀的散文作家，在书法艺术领域也精进不止而互为滋养。他从八岁起，便开始和父亲一道给乡亲们写对联，并由此进入书法天地。他取法“二王” ，并涉猎与其一脉相承的书家名道，对晋人的法帖名碑也手追心摹。其书法作品及书法文章常见诸报刊，不时为《文艺报》 《收获》《小说选刊》 《十月》等报刊题写作品标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认为，技者通道，艺者通神。无论何种技艺，包括书法与写作，均有高下之分，而文化修养往往是影响技艺高低的重要元素。这样的境界，自然是每一位散文家与书法家所孜孜以求的。我期许振华“发乎文，止乎艺” ，在散文、书法二道中均投掷出与众不同的分量，让生命在静穆之中吐露焜熠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