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当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一直在拒绝两件事：一个是自恋，一个是悲情。

　　废弃工厂的水泥地面裂开了，在裂开的水泥地中长出了树，树开了一束花。我就抱着这样一线梦想去写作，去言说。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的问题永远是世界性的，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

　　“写作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说的都是废话，我可能是速朽的。在今天这个文字充斥、文化产品过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快速扬弃的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但是我存着一种侥幸感，我说写作是蒲公英的种子，风会带走它。我也知道今天的世界都水泥化了，即使蒲公英的种子飞得很远，最后还是落在了水泥上。但是电影《钢的琴》中有一个场景：废弃工厂的水泥地面裂开了，在裂开的水泥地中长出了树，树开了一束花。我就抱着这样一线梦想去写作，去言说。 ”

　　不久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京举行的新民说文化沙龙上，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这样表达她对于写作的认识。在这次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讨论背景、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主题的活动上，戴锦华讲述了她对于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的认识以及对何谓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解。

　　“我一生当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一直在拒绝两件事：一个是自恋，一个是悲情。所谓的自恋，是当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你沉湎在一个想象的巨大的镜像当中，不断地感知你作为英雄、作为抗暴者的悲壮和高尚；所谓的悲情，就是在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以敌手的不义来作为自己的正义。这两种情感是我一生都在非常小心警惕的东西。 ”但是即使这样，戴锦华依然有些“自恋”与“悲情”地认为，我们生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点。

　　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戴锦华经常这么开玩笑说：“美国从来都不在我们的远方，美国深深地在我们自我的深处。今天我们很难说谁是我们的外部，谁是我们的内部，谁在我们的远方，谁在我们的近旁。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戴锦华指出，基因工程、数码转型这两个最重大的技术突破也许正在整体改写着人类历史。

　　“你们一定看到那则报道，不出20年人类上传大脑信息将成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比今天离科幻小说所狂放想象的世界更近。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在所有的科幻小说中，这种场景都是作为噩梦被书写的。所以，我们也许空前地濒临地狱了，叫做最美好的年代和最黑暗的年代。 ”与此说法相印证，戴锦华提到了去年英国的一部黑色电影《重生男人》 ，非常残酷和血腥。电影一开始，一个画外旁白说，交不起房贷，收房；交不起车贷，收车；交不起肝贷，收肝……这是一个幽暗的未来想象。引起戴锦华注意的是，在这部电影幽暗的未来世界，所有西方城市的路牌都是大字中文，小字英文。“它说明什么？它说明那个未来的世界是中国主导的世界。 ”作为当代中国人，戴锦华觉得不论我们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情感，都必将以某种方式分担中国的命运。她说：“这种分担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多么巨大的关卡上。不论哪一种变化，都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即使当你改持美国护照、英国护照、法国护照、塞内加尔护照、津巴布韦护照，你仍然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分担这个命运。 ”

　　活动现场，戴锦华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是从西方人的“好”说起的。西方人的“好” ，是戴锦华这一代中国人最早的海外经验，非常相近。第一次到美国时大家发现，人们永远都对你讲好话，年轻有对年轻的赞美，年老有对年老的赞美……一切的一切都和在中国成长的文化环境那么不同。“所有我渴望的东西都在那里能够得到。 ”戴锦华说。这种感觉让很多人一下就喜欢上了美国。但是戴锦华说，直到去得多了，熟悉了，时间久了，渐渐就看到了所有的这些“好”的构成，这些“好”的另外一面是什么。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在校园里一个美国女孩给戴锦华讲情感遭遇，她失恋了。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她失恋了。结果另外一个人跟她打招呼，说你怎么样？她说，我感觉很不好。然后那个人就愣了，看了一会儿就非常突兀、野蛮地走掉了，因为他们的文化里只有“好” ，“谢谢” ，没有“我不好” 。类似的事情碰到几次后戴锦华意识到，美国所谓的“好”是一个文明的表象与规定，那下面是孤独、隔绝、寂寞和表演。

　　这样一个经验以后，戴锦华开始真正理解中国的伟大、特殊。在过去的100年中中国社会勇敢地自我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地、自我否认地、勇敢地、热情地去看到别人的好，可以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的丑，这种现象戴锦华到今天为止仍然认为是伟大的财富。但同时怎么能够真正认知我们自己？怎么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生命的力量让中华文明延续下来？戴锦华认为，这里面除了文化的力量之外，还真的有一个伟大的事物，这就是“中国人民” 。所以，戴锦华相信历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学习，历史是倾听无声处的声音。她说：“我是不自觉的儒文化的信奉者或者践行者，我还是相信未知生安知死，相信知其不能为而为之。我觉得今天太需要每个人为不可能的事情做一点什么，在警惕、拒绝侵犯性的、扩张性的中国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同时，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上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

　　那么，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背景中，戴锦华心目中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写作又意味着什么？她说：“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一种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对抗强者、去对抗强势。你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 ”在戴锦华看来，知识分子写作不是指有知识的人的写作，而是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但是在此处，戴锦华又特别强调，挺身抗暴者是履行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出演知识分子，而挺身抗暴的行为自身并不能够赋予挺身抗暴者天然的正义性。

　　最后戴锦华补充，写作是一种行动，但还有写作之外的行动，希望每个人都做自己可以做的事，而不是去梦想和要求。她说：“我的基本看法是今天没有任何问题有现成的答案。请你们去质询那些现成的答案，请你们质询给定的前提，请你们作为中国人，同时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的问题永远是世界性的，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