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那么，艺术生产的最终目的，便应当是驱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饥渴’ ，使他们的精神上极大地‘富有’起来，得到更多的美的享受。 ”（见《看法与说法》第三册719页）

　　“ ‘二为’和‘双百’是统一的，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离开‘二为’谈‘双百’ ，就会迷失方向；不坚持‘双百’ ，繁荣电影、繁荣文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最后也实现不了‘二为’ 。 ” （见《看法与说法》第三册733页）

　　“第一，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第二，在首先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尽量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当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社会效益。 ” （见《看法与说法》第三册740页）

《看法与说法》李瑞环著

　　有幸捧读李瑞环同志新近出版的著作《看法与说法》中关于文艺的精辟论述，受益匪浅，体悟甚深。作为一位从业40年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反复学习书中辑录的作者在天津任市长、在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国政协任主席及至最近差不多40年来就如何做好文艺工作的看法与说法，不仅倍觉亲切实在，而且又重新回到这段亲身经历过的生动、鲜活、丰富的历史情境中，深感作者极具个性的科学的看法与辩证的说法，经历了历史春秋与人民实践的检验，愈益闪烁出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的灿烂光芒，显现出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作者总揽全局，站在新的时代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地全面、深刻、辩证地论述了文艺的功能和目的。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简单地、笼统地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倾向，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冒出了简单地、一股脑儿地把文艺从属于经济的倾向。作者坚持文艺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具有坚守人的精神家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功能。他深刻指出： “高明的、有远见的领导一定重视文艺工作” 。（见第三册708页） “文艺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如果说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那么，艺术生产的最终目的，便应当是驱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饥渴’ ，使他们的精神上极大地‘富有’起来，得到更多的美的享受。 ” （见第三册719页） “富而思文、富而思乐，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 （见第三册724页）这就从哲学思维的高度严格区分了以物质的方式，即经济利润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与以精神的方式，即文艺审美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不同作用和独立地位，防止从过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以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作者强调，邓小平同志提出“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但要理解“社会效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人以思想启发和人生思考，具有社会效益；使人赏心悦目，增添生活情趣，也有社会效益；帮助人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多识鱼虫草木之名’ ，同样具有社会效益。歌颂四化建设的新成就，宣传改革、开放的新步伐，介绍人民如何奋勇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使人们受到鼓舞，增长信心和干劲，具有社会效益；反映工作中的矛盾，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指出前进中的困难，唤起人们的警觉，激励人们同困难和邪恶现象作斗争，同样具有社会效益。一句话，一切能够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文艺创作都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程度不同的社会效益，都应当允许存在、发展。强调社会效益为文化开辟十分广阔的天地，而绝不应当成为束缚作家、艺术家创作手脚的框框。 ” （见第三册739页）认识多么科学！说法多么辩证！今天重温，对于匡正时下对文艺功能认识的片面和说法的偏颇，如“题材决定论”和“题材无差别论” ，如创作中的“一窝蜂”与“同质化”现象，等等，都是药到病除的良方。关于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两个效益的关系，作者明言：“第一，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第二，在首先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尽量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当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社会效益。 ”他以电影为例，指出“有些片子思想倾向较好，但票房价值不高；有些片子思想倾向并不好，却很有观众。两个效益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化。国家要从经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两个效益结合得好的作品和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差一些的作品。 ” （见第三册740页）这里，不仅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正确的理论原则，而且以情况复杂的电影为例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具体经济政策。关于正确理解文艺的几种功能的关系，作者说：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强调教育、认识功能多，对审美、娱乐功能相对来说重视不够，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尤为突出。我们提出重视审美、娱乐功能，并不等于可以轻视影片的教育、认识功能，轻视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方面的作用。这几年确有忽视教育、认识功能，片面强调娱乐功能的错误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黄色’的宣泄性的‘娱乐’作品，这是必须正视和坚决改正的。我们的要求是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功能的统一，也就是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 （见第三册749页）联系当下的文艺创作与鉴赏，尤其是英模题材创作中的某些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文艺创作中屡禁不止的低俗化倾向，以及“唯收视率” 、“唯票房” 、“唯码洋”倾向，这些科学的看法与辩证的说法，是多么一针见血、鞭辟入里而又发人深省啊！

　　其次，作者从党如何实施对文艺的科学领导角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精辟揭示了文艺发展的独特规律。如果说，自觉认清文艺的独特功能，首先是个理性问题，其次才是付诸实践；那么，自觉把握文艺的独特规律，则是更重要的实践课题了。所以，作者强调： “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和尊重文艺事业的特殊性，根据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去实施正确的领导。 ” （见第三册697页）究竟何为规律？他说：第一，就外部条件而言， “能否自觉地坚持创作自由，努力开创宽松、稳定的创作环境，是一个能否坚持按照艺术生产规律办事的问题。 ” （见第三册703页）因为艺术生产“是一种高度民主，非常自由的精神活动，与过多的干预、机械的强制不能相容。这种精神产品又要求是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最忌简单划一、强求一律，来不得任何公式主义和命令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个人认识和实践总是有一定的局限，其产品也总是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既不可能一步达到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所以在艺术实践面前必须有一个人人平等、自由讨论、彼此争鸣、宽松和谐的环境，如果动辄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把气氛搞的十分紧张，其结果只能是扼杀文艺。 ” （见第三册702、 703页）这些话，把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对于按照文艺规律实施领导的必然性与科学性，讲得入情入理、十分到位。这也是中外文艺发展历史，尤其是和平安定环境下文艺发展、繁荣和出大师、名家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渴望》播出，造成万人空巷、争相传议，但有人却责难作品“不是艺术” 。作者亲自接见《渴望》主创人员，充分肯定他们“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创作精神，热情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向人民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 ，有效地带头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创作氛围。（见第三册第745页）第二，就创作规律自身言，从纵向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要先继承后发展，把发展建立在扎实继承的基础上” （见第三册757页）， “离开了继承，就谈不上发展” （见第三册769页）；从横向上要区分好学习借鉴与生搬硬套的界限，善于借鉴姊妹艺术和外国艺术中有用的东西，“见好就

　　拿，拿来就化” （见第三册771页），但“学习、吸收外来文化必须注意保持特色，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融入世界而把自己的好东西给弄丢了弄没了，也就是说改革、改进、改善都可以，但是不能改行、变种” （见第三册769页），“外国的东西只有经过消化吸收，和我们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真正为我所用” （见第三册745页）。作者力倡的，与费孝通先生的“16字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脉相通。他以京剧为例，深刻分析道： “发展京剧必须符合京剧的特点，必须遵循京剧艺术的规律。京剧就是京剧，京剧的发展是对京剧的完善和提高，而不是把它变成别的剧种。 ” （见第三册770页） “离开京剧的特色、规律，简单、生拉硬拽揉进一些与京剧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不叫发展京剧，而是糟蹋京剧，是对京剧缺乏理解和信心的表现。 ” （见第三册773页）作者身体力行地领导组织的京剧“百日集训”和“音配像工程” ，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功在当代，荫及千秋， “它们所体现的先继承后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的思路，符合人类文化纵向讲继承、横向讲借鉴的客观规律，对于弘扬京剧艺术乃至一切文化艺术都具有普遍意义。 ” （见第三册763页）作者亲自执笔改编的京剧传统剧目，堪称自觉遵循京剧艺术规律的典范。如根据梅派名剧《生死恨》改编的《韩玉娘》，既强化深化了原剧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保留和凸显了原剧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经典名段，又剔除了过于冗繁的枝节，和有悖人物情感逻辑和性格逻辑的东西，经天津青年京剧院当代张派传人赵秀君和国家京剧院梅派传人董圆圆演出实践，效果极佳，广受好评。

　　再次，只有在自觉认清了文艺的独特功能并自觉把握了文艺的独特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自觉践行文艺工作者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作者进而指出： “就文艺界自身来说，则重点应该解决精神状态问题。 ” （见第三册754页）一是要振奋精神，增强事业心，“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见第三册726页）；二是要提高自身的学养、素养和修养，“不论是搞创作的，还是搞表演的，都要抓紧时间，系统地读一点书，广读博览，用人类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外，要读点文学，读点历史，既看正史，也浏览各种野史，了解古今变迁，风土人情，体察各个层次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样，在创作和演出的时候，才能真正进入角色，作品、表演才不浅薄，才富有感染力。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流芳后世的鸿篇巨著。 ” （见第三册755页）字字真经，句句名言，真值得我们反复体味，认真践行。

　　《看法与说法》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处处闪耀着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它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是‘明白学’ ，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 ” （见第四册1070页）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向来不赞成随便划分‘左’右的做法。大的政治路线上有左右之分，一般的是非问题不能说左和右” ， “不能用一般人头脑中的‘左’和右两个框框随便去套。 ” （见第四册1022页、 1023页） “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反对错误的东西，而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 。 ”他精辟总结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倾向斗争，常常是在纠‘左’时，容易往右偏；反右时，又容易往‘左’偏。而要克服忽‘左’忽右的毛病，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理论，掌握唯物论、辩证法。 ” （见第四册1018页）《看法与说法》就堪称是“掌握唯物论、辩证法”的典范，全书科学的看法与辩证的说法中，洋溢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闪烁着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而代之以执其两端、关注中间、把握好度、兼容整合的全面辩证思维光芒——如论“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 ‘二为’和‘双百’是统一的，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离开‘二为’谈‘双百’ ，就会迷失方向；不坚持‘双百’ ，繁荣电影、繁荣文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最后也实现不了‘二为’ 。 ” （见第三册733页）又如论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数量的质量，也不存在没有质量的数量，任何事物都是质量和数量的统一。……数量当然讲，但必须以质量为前提；不重视质量，质量低劣，最终导致没有真正的数量。 ” （见第四册1097页） ……此类辩证论述，不胜枚举。我深信：认真学习和实践《看法与说法》关于文艺的精辟论述，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宏伟大业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