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舍伯伯看着长大的。1952年伯伯从美国归来，去当时我家住的笔管胡同探望我的父亲臧克家，就看到了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小的我。大约从三四岁起，我就常常像条小尾巴一样缀在父亲身后，和他一起去看望老舍伯伯了。一跨进当做客厅的北屋的门槛，老舍伯伯就会笑呵呵地迎过来。和父亲亲热地打过招呼以后，他总要走到我跟前，弯下腰，用他那特有的洪亮的声音说：“大姑娘来啦！ ”伯伯把“大”字念得很重，那语调，那神情，令我至今难忘。当时，我总有些纳闷：“我才这么点儿，刚刚比伯伯屋里的红木桌子高出小小的一截，怎么就叫我‘大’姑娘呢？ ”这个疑问，在我的小脑袋中一直装了很久很久。

　　那时，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老朋友们要到离家不远的饭馆去聚聚，这实际上是一种文艺聚餐会。“大姑娘”自然是有请必到的。这许多年中到底吃了多少次饭，我早已忘却了，但永远不会忘却的，是那一次。

　　那是国家发生自然灾害的上世纪60年代初，在“萃华楼” 。伯伯是这儿的常客，上至经理，下至服务员，都是他的朋友。哪位大师傅病了，哪个女服务员生了孩子，伯伯都记挂在心上。每次去，连许多不负责招待我们的厨师和员工，都要赶过来和他打招呼，问寒暖。只要伯伯一到，你看吧，大厨师们都会拿出自己的“绝活儿” ，摆上丰盛的一桌，那真是色香味俱全，有的竟使人不忍下箸。但是，那次，当伯伯顺口点出那些熟悉的菜名时，一位经常接待伯伯的老服务员十分尴尬地说：“真对不起您，因为缺原料，这些菜都做不出来了。 ”一时间，刚才还充满说笑谈话声的屋子静了下来，大家都沉默了。只有无忧无虑不谙世事的我望望这个，看看那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老舍伯伯看着全屋的客人，低声和那位服务员商量了几句，然后侧转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坐在他身边的我的脑袋，大声说：“大姑娘，没关系，用不了多久，你瞧吧，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都得往咱们的桌上跑，让你吃得饱饱儿的，再喝上碗大姑娘喜欢的核桃酪。临走，还让你提回去一只扎着翅膀飞的大烧鸡！ ”我使劲点点头，笑了。大人们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种我那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神情。后来，当我长大了，懂得了生活和人生之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对困难的藐视，一种对人民必定战胜天灾人祸和对美好生活不久必将到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摘自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文学》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