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主人公常常在忧伤中玩味忧伤，在虚无中反抗虚无、在平庸中反抗平庸，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身体和心灵的背后，整个生命是巨大幽深的虚无和空缺。极大的青春生命的能量需要燃烧，而终极的巨大空虚需要填补，所以文学本身就变成最重要的燃烧和填补途径之一。“80后”通过艺术性的幻想和文学书写来反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困境，寻求青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遣孤独、焦虑、烦恼和忧伤，寻求心理慰藉和精神家园。韩寒认为金钱能保证文人生活和创作自由，保证文人的清高和作家的骨气；春树认为成名能拥有话语权，要改变不合理的世界，首先要出名。春树开始学英语，学习怎么和媒体、出版商讨价还价，思考“我们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一定要出名” ，而且“出名要趁早” ，“还得有技巧”的问题。她最大的成长，是看穿了金钱和名声是极其重要的；最大的真诚，是毫不避讳金钱和名声会带来实惠和话语权——属于年轻人个人的话语权。“80后”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为自己争取着话语权，向世界昭示着自己的独特存在。他们与一切限制他们自由和个性的敌阵进行战斗，文学创作就是他们战斗的行动之一。

　　但是，不可否认，伴随着90年代以后社会的多层次分化、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浮出历史地表”的“80后”一代作家，其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念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在现实意识形态话语的征召与规训之下，又在无意识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妥协甚至同谋的关系，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精神及行动的限度。

　　“80后”创作群体在用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方式，用青春作为反抗世界对个人的征召与规训的同时，却又在无意识中与现实的消费社会妥协并达成和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谋的隐秘存在。“80后”创作群体大多在市场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韩寒、郭敬明甚至登上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但是，他们在利用市场来取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依恃所在的同时，也被市场这个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所规训与收编。性与暴力的主题在他们的创作中反复演绎，甚至成了一种创作的经验意识形态，各种故事只要装上这两个流行元素就能被包装成精美的文本大行于市场，被大众热情地消费，写作与消费市场合谋演绎着一曲甜蜜的合唱，未尝不是他们与消费社会达成秘密和解的痕迹所在。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因此，个人的本能冲动不必受到压抑，他们的那种使行为服从于快乐原则的倾向，也不必受到压抑，他们不必被严加看管，一个“受到监控的”社会已经为一个“自动监控的”社会所取代。

　　面对着消费社会的到来，面对着市场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个人在现实面前是渺小无力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依靠我们的内心力量与在现实中采取的面对现实世界的行动方式，阻止消费社会把我们变成技术和欲望，用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向世界昭示自己的独特存在。

　　（摘自吉林省文联主办的《文艺争鸣》 2011年6月号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