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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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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岷县哈达铺
　　1961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同志前来访问，向我征询《西行漫画》的作者。这是1938年由战斗在上海孤岛的阿英同志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画集，作者署名为萧华同志。可是，1958年再版的时候，请萧华同志为重印本写序，才知道是初版的误记。是他把画稿托人辗转带到上海去的，至于画的作者，连他也记不清了。往事苍茫，二十多年来，阿英同志为画集冒风雨，经忧患，现在又在寻找它的作者。这就是画集出版的始末。详细过程，都写在阿英同志作的那篇朴素的《＜长征画集＞纪事》中，读来感人至深。
　　当我翻开《长征画集》的第一页，画上的形象使我激动不已。记得在长征途中，一位年已五十开外的老同志，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不管白天或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老当益壮地走在红军队伍之中。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同志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纪，参加了长征的壮举。往事历历在目，一切犹如昨日。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一页页翻下去，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从此，这本画集算找到了它的作者。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家很穷，祖祖辈辈和画没有什么缘分。在外村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为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先生磨墨展纸，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绘画。中学毕业后，我父亲爱子心切，卖了几亩薄田，让我到上海学画。于是，我考进了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本来打算以绘画作为一生的职业，求得一个画家的前途，谁知世道不允许你这样去做。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里执教，不久因支持了学生运动而被解雇。一气之下，我便投笔从戎了。
　　1931年12月，我参加了宁都起义，随着一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宁都起义的队伍，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之后，党又派了许多老同志到这支起义部队工作。肖劲光当了政委，刘伯坚当政治部主任。他们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由于我学过美术，会画画，就让我当了文化娱乐科长，负责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那时红五军团成立了猛进剧社，各师都有宣传队。戏剧在红军部队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读书的时候，除绘画外，也学过一些戏剧知识，编个戏、导个戏也都可以。红军部队里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很多，也十分热情，经常结合着红军部队生活和战斗中的英雄事迹编演戏剧。最常演的是活报剧。明天开晚会，今天晚上编个剧本，第二天排一排，晚上就与观众见面。其他经过精心构思的剧本也时有产生。这些剧本大部分由我起草，刘伯坚审稿。他是大知识分子，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1923年入党，1924年又赴苏联留学，无论文学还是书法，修养很深，功底很好。那首有名的《带镣长街行》是他就义前的作品，诗与字都很好，读来荡气回肠，笔迹遒劲有力，是学问、品质、气节的凝聚。我在红五军团的时候，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每个剧本都由他审查、修改。剧社和宣传队都受到他的培养，猛进剧社是他发起成立的，剧社的名字也是他根据《猛进报》而命名的。他重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剧社的每个节目都灌注了他的心血。
　　当时有个歌剧《英勇上前线》，在红军部队中很有影响，被猛进剧社和许多宣传队普遍演出。这个戏是针对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的形势写的。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仗越打越残酷，伤亡越来越惨重，根据地越来越缩小。有的战士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部队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在为保卫政权、保卫土地英勇奋战。一天，刘伯坚和我商量编个戏，以激励部队英勇作战的情绪，增强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剧本写成之后，配以江西、福建的民歌曲调，听来十分亲切。部队演、地方演，演遍了许多参战的部队，效果很好。后来，刘伯坚同志把剧本寄给瞿秋白同志，他对剧本的成功作了肯定，也提出了一点意见，认为红军家属思想转变太快，缺乏细致的过程。我又作了一番修改，寄给了瞿秋白同志。
　　那个时期我演的戏就很多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李伯钊合编的大型话剧《庐山雪》，我扮演了蒋介石这个角色，军团领导也都上了台。记得周总理正打摆子，穿着大衣坐在台下，看得高兴极了。长征胜利后，我到十五军团当上了宣传部长，还经常和一些领导干部上台演戏。那时部队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活跃，写戏演戏，也不仅仅是几个宣传队员的事情，而是广大指战员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政治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记得每当行军作战，师、团的宣传科长都亲自带着宣传队在行军路上贴标语、设鼓动棚、烧开水送到战士手里，部队从面前经过，便带头喊口号、唱歌，激励部队奋勇向前。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实行消极防御的堡垒战、消耗战，叫部队死打硬拼，损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也就更艰苦了。我们和敌人堡垒对堡垒、面对面打仗，每天拂晓，战士匆匆吃了饭就上阵地。接着敌人的飞机来炸一阵子，敌炮轰一阵子，跟着步兵上来拼一阵子。而我军见敌人涌上来，手榴弹甩一阵子，长短枪打一阵子，最后战士们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天之中，这样的进攻总要有两三次。直到黄昏，少数战士留在阵地上，大多数战士下去吃饭。我和宣传队员们也同战士们一起上阵地，一起下阵地，沐浴炮火硝烟，经历格斗拼搏，宣传队员们表现得十分英勇。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他们跳出战壕、挥舞红旗，举起拳头大喊：“同志们，把敌人打下去，胜利属于我们！”
　　每天从阵地上下来后，战士们可以休息了，而宣传队员们还要在松油灯下编写节目，表扬战场上的英雄事迹。那时编剧只需要一个纲目，设计几个人物，规定几个段落，就可以上场了。这种以战斗中间模范事迹迅速写成的剧本，效果十分强烈。剧中人物就在他们身边，长处弱点都一清二楚。一个干部的群众威信如何，战斗中就显露出来了，你平时的模范作用好，威信高，打起仗来，战士拼命跑到前头，保护你。我们的戏也把战斗中的事迹同平时的表现联系起来，引起他们的思考。除了表现战斗部队，也写地方群众对部队的支援。他们抬担架、送军粮，与红军并肩战斗。我们编写了歌，歌唱他们。有的同志还要趁夜晚画几幅宣传画，写几句口号，明日带到阵地上去。无论几次反“围剿”，还是长征途中，宣传队是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伴着星星月亮工作。在这次反“围剿”中，许多宣传队员负了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也在阵地战中负了伤。第五次反“围剿”，因为错误路线的领导，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但同志们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勇作战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的《长征画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经历中，以及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二十四张。它能和今天的读者见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记得当时我背的是一个布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即干，夜晚行军、露营，也沾满了露水。我的画也随着书包时湿时干，因而画面模糊，纸张折皱，难以保存。那时，王幼平同志身上背着一个皮包，看上去洋里洋气，比我的布包好得多，让我十分向往。有一天，他奉命调到上干队学习，分别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皮包送给我吧，好装我的画。”
　　王幼平同志慷慨相赠，从此，我的身上便背起了一个皮包。我把到处搜集的画纸、画笔都放在皮包里，画的画也好保存了。那时铅笔很难找到，墨也得来不易，我们就把锅灰刮下来，烟筒里的灰捅下来做成墨。这种墨宣传队员们都会做，用来写标语、写会标、画画。我身上总不定还要存几支笔，铅笔、毛笔都有，用来画速写，画漫画。这些笔，有的是从小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地主老财家拿的，也有是战友送的。每到一处，我总忘不了寻找笔墨。我画画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是些红红绿绿、大大小小不等的杂色纸。这些纸有的是同志们的赠与，有的是从打土豪中得来，有的从敌军中缴获，还有老百姓祭神祭祖的黄表纸，写春联的大红纸。仅这些纸张，若存留至今，对长征也是很好的纪念。
　　我画画，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我仅仅作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迹墨痕。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战士们深夜的谈话，古老森林里不可琢磨的声音，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行军的行列，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我走一路，画一路，有时画在纸上，有时画在门板上。也有时画在石壁上。最近一位同志告诉我，四川一个山洞的石壁上，还有我的画，四十多年过去了，尚清晰可辨，他们让我到四川去看看，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1934年，为了庆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我画了一幅三米多高，十米多长的巨幅油漆画《粉碎敌人的围剿》，李克农同志为我找了油漆和白色的土布，一直关心着我这幅画的创作。当时，这样的巨幅画还没有第二幅。大会召开的时候，这幅画放在会场上，引起代表们的注目，毛主席看了直说画得不错。前几年我到瑞金走了一趟，也到当年的会场看了看，画不见了，其他史迹也不多了。红军长征离开瑞金之后，敌人一把火烧了大会会场，我那幅油漆画也付之一炬。我站在当年的会址上，不禁感慨唏嘘。
　　长征开始，我已被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和陆定一、李一氓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四方面军汇合的时候，总政治部要我带着五军团的猛进剧社，三军团的火线剧社，走一个星期的路程，赶到懋功，在庆祝会上演出。编什么节目呢？当时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不久。本来，蒋介石企图依仗金沙江的天然屏障，把红军一举歼灭。但是红一军团出其不意地抢占了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在一个晚上渡江成功。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六只小船，几天的时间，三万多部队渡过了金沙江。当蒋介石的部队赶到江边的时候，只拾到红军的破草鞋。从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决定胜利。经过几次战斗，全军盛赞“毛主席用兵如神”。我根据这一重大事件，编了一个可演一个多小时的独幕话剧《破草鞋》。它成为懋功盛大庆祝会的主要节目。演出的时候，会场里点着松油灯，到处一派通亮，中央领导和一万多部队观看了这个节目。直到建国以后，在编演长征题材的剧目时，还采用了这个剧中的情节。
　　长征到达陕北，我被调到十五军团当宣传部长。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我都未曾离开宣传工作。建国以后，我进入外交战线，风风雨雨，转眼二十八年。
　　最近，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幅画，是我艺大毕业后，当中学教员时候的作品。现在离作画的时间相距已有五十二年了，技法还相当不错。在旧社会，没有本领就更要失业了。当时我当着一个穷教员，时代让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留下的画不多。这几年，我应老战友、老朋友之嘱，常常提笔作画，也有三百多幅了，大都散在同志们手中。有人建议我举行一个画展，我想，那是以后的事喽。
（本文作于上世纪70年代，选自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长征画集》。作者黄镇已于19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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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山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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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干粮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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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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