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和平时期的战争电影

——访著名导演韦廉

　　韦廉属于“第四代”导演，他们这一代导演有个特点：厚积薄发，坚守电影的人文价值和个人的艺术风格。韦廉导演也是如此。从几个战争大片《大决战——平津战役》、《大转折》、《大进军——大战宁沪杭》等影片可以看出他力求在同样类型的电影模式中，开拓出不同的表现方法。虽然以拍大片闻名，但韦廉导演仍以精雕细刻、工笔写意见长。

　　探讨和平时期英雄主义

　　韦廉第一部电影《道是无情胜有情》是根据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改编而来的，写的是炮兵连连长袁翰一方面挑起了备战的训练任务，一方面接到家中刚出生的大女儿传来病重、病危的消息，他还要克服处分、调动、荣誉和提升等带来的压力，与“文革”遗留的形式主义做斗争。但他在履行连长职责时，会有一种特殊的满足感，使他忘掉一切烦恼和痛苦；当他奔赴战场时，他会把家累、困难、烦恼、怨恨等统统弃诸脑后。小说以独特的角度，深沉、含蓄的笔调写出了当代军人的苦恼和职业牺牲。韦廉说，自己看中了这个剧本，就是想引发人们探讨：当兵为什么光荣？军人为什么应该受到尊敬？以剧中袁翰等人为例，他们没有不平凡的业绩，没有显赫的功名，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仗都没有打过。但是，他们在完成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任务时，坚毅地战胜不断袭来的痛苦和烦难，顽强地冲破种种干扰和阻力，把自己锤炼得像张满弦的强弓上引而不发的利箭一样。和平时期的英雄主义是战争时期英雄主义的积累和准备，战时的英雄主义是和平时英雄主义的继续和爆发。比起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平时期的英雄主义更需要坚毅、顽强、持久和耐力。因此，韦廉在演员方面，特别强调了“兵味”，要求演员穿着军装是兵，脱了军装也是兵，是从内心到外表透着“兵味”的响当当、硬邦邦的军人。

　　这部电影在“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唱响之前就已经上映。许多战士看到袁翰幼小的女儿病死那一幕时，心中都激起了波澜，泪流满面。

　　聚焦战火中的大学生兵

　　韦廉的第二部电影《雷场相思树》是描写当代军人在战争中面临的内心冲击，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五个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他们在前线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韦廉说，当时流行“理解万岁”这句话，但很多人是乞求得到别人的理解。而他接触到的这些参军的大学生虽然希望得到理解，但即使得不到理解，他们也会毅然入伍，保家卫国。韦廉说，电影名很有意思，因为老山前线很多地方被布满了地雷，其中有一块地雷场上长了两株相思树，秋天果荚成熟后，每当风吹过或是炮弹的震动，鲜红、晶莹的相思豆就会掉落在山岩上、草丛里。据说，守卫在那里的我军战士经常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场，到相思树下采撷相思豆。韦廉说，“雷场”象征着严峻的人生，相思树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两者相距那么远，却离得那么近，让人不可思议。对此，每一位观众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是生与死，也可能是爱与恨；是前方与后方，也可能是战争与和平。

　　韦廉曾经采访过一批到过前线的大学生学员，他感到这些大学生身上有与老一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在逆境中忍辱负重、乐天知命的道德观，在祖国召唤时挺身而出，去流血、甚至献身的庄严使命感。不同在于，他们比老一代知识分子更自信、自尊、自爱、自重，也更自强。他们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投身军校，接着又奔赴战场，他们放弃了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去迎接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电影中描写奔赴战场前，大家在医院里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弹吉他，也都避开了战争和死亡。因为，他们是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说，上战场不是一个简单的敢不敢去死的问题。季刚为了取得指挥权，宁可冒险去当侦察排长。“菜农”为让人理解，宁可去蹚雷。默涛为了爱，可以去死。韦廉说，正是这些“生未尽兴，爱未尽情”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使得他们身上放出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彩。

　　走进大片时代

　　拍完了这两部电影后，1987年韦廉接受了八一厂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任务，接连拍摄了《大决战》的第三部《平津战役》、《大转折》、《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北纬三十八度线》、《周恩来万隆之行》、《太行山上》。这几部巨片令韦廉渐渐掌握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规律。他认为，应该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当作中国电影中的一种类型片来看待，它是描写关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事件的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它首先就要求“真”。“真”中包括了“四个重大”：重大矛盾、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背景。

　　韦廉说，拍这样的影片时，首先要“沉下去”，沉到浩瀚的历史中去，越深越好；不沉下去，创作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还得“跳出来”，借助想象和电影艺术特殊表现力的翅膀跳出来，飞跃升华，人物的内心世界、艺术细节虚构得越丰富越充分，人物形象才越丰满。不跳出来就没有发现，没有创造，没有电影艺术可言。沉不下去对不起历史，跳不出来对不起艺术。这个“沉下去”——“跳出来”的过程就是把历史变成电影艺术的过程。

　　1993年底，韦廉在拍完《大决战》后，接到了八一厂的又一任务，参加《大转折》（一部两集）和《大进军》（四部八集）的创作，并让他在其中任选一部执导。韦廉选了《大转折》。他说，之所以选择这部，是因为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引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他想通过电影展现是什么力量让刘邓能够肝胆相照、生死相依，亲密共事13年。他认为除了刘邓二人政治上志同道合和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之外，两人性格上的大反差和互补，使得二人珠联璧合，相反相成。而在塑造刘伯承的人物形象时，不能以削弱邓小平的形象为代价，相反只有更好地塑造好邓小平，才能使刘邓二人形象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影片中，刘邓之间军政分工明确、合作默契。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工作十分支持，他说：“你是厨师，我是烧火的。现在锅烧热了，就等你这个大师傅动锅铲了。”影片还着意表现了刘邓二人性格上的大反差。刘伯承大俗大雅的语言习惯和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在批评陈再道和王大湾会议上发挥得酣畅淋漓。而邓小平的语言大都是短短几个字的陈述句。韦廉动情地说，现实生活中刘邓二人也是如此，他们在相处的13年中相互非常敬重。据了解刘邓的老同志说，刘邓二人同行时，刘伯承总是谦让地请邓小平走在自己前面。而在战争年代，邓小常常喜欢临摹刘伯承的毛笔字。

　　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比电影更感人

　　艺术需要创新。于是在拍摄《大进军——大战宁沪杭》时，韦廉为电影设计了一种新的结构：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交叉。历史时空分为组织拍摄的历史“戏”、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人工仿造的历史“准纪录片”三种形态；现实时空以若干“活的历史”——有权威的当事人的叙述为主。历史时空是主体，现实时空为副部。韦廉强调说，现实时空并非附属于历史时空的解说，历史时空也不是现实时空的图解。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不可替代，声画有机结合，节节相生，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推动人物性格和命运以及情节的变化发展。他希望影片产生一种历史与现实、真实人物与片中角色相互观照的距离美，为观众提供一个超越传统故事片意味和形态的独特的欣赏视角。

　　韦廉在《平津战役》的前期创作中，采访了300多位亲历者，他感到有时当事人几句话的分量和魅力要远远超过苦心虚构的一场戏甚至几场戏，于是他诞生了要让这些人亲自到大银幕上面对观众去说的想法。这样的手法既生动又真实。比如在《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展现的四川路桥战斗中，解放军年轻士兵在不允许使用炮火和爆破的规定下，端着步枪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大上海市区的这场戏后，接了当时四川路桥的主攻团团长、81岁的王景昆老人的一句话：“几十年了，我老是想着当时这些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新中国的门槛了’……”原上海中原药厂厂长、年近八旬的孙庭芒先生说到当年解放军进上海的情形时，切入一扇窗子被推开的镜头，看到雨中露宿街头的解放军，画外孙先生说道：“有一天早上，我推开窗子一看，我第一感触，蒋介石是回不来了……”韦廉说，这些当事人口述的史实与规定情境的戏交融在一起，是史又是诗。

　　到了《太行山上》，韦廉导演更是为观众献上了一系列抗日名将的细腻画卷。朱德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彭德怀为人耿直，说话率真，不苟言笑；左权在战争中运用现代军事知识得心应手，对母亲、妻子和女儿细致入微、柔情似水；任弼时对事物的洞察和思辨能力，邓小平简洁果断的语言和办事习惯，刘伯承举重若轻又心细如发的指挥作风，徐向前的稳重和儒雅，林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指挥作战状态，罗荣桓的持重和沉稳，聂荣臻总结和概括事物的能力，贺龙的潇洒，关向应的热情，以及薄一波的精明、陈赓的热情、陈锡联的智勇双全、杨得志的善战、李天佑的稳健、贺炳炎的勇猛、廖汉生的精明、叶成焕的果敢、吕正操的朴实，都得到生动的呈现。而国民党方面，同时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良心没有泯灭的高级军官卫立煌，在战争中率领战士奋勇杀敌的郝梦龄，死心塌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朱怀冰等都有精彩的表现。这些都是韦廉导演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定好的角色构想。同时，韦廉更是有意识地将更多商业片的元素加入此片的拍摄，如起用了专业的动作演员、两岸三地的明星，采取新的摄影机运动方式等，以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欣赏。

　　对于自己的导演生涯，韦廉感慨颇多。他说：“当了这么多年的导演，又做了几次总导演，现在倒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特别是联想自己走过的路，联想过去跟过的一些老导演、老艺术家，我体会出一些以前不曾想过，或者是没有来得及想的东西，也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我越来越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也是非常有潜力的职业，它会让你永远感到有新东西要学，有新的知识、新的生活要了解，有新的领域要开拓，所以做导演永远不会感到枯燥，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创新。拍完一部影片，就要想着下一部拍什么，怎么拍。想着如何超越自己，如何超越别人。这既是这一行的难处，也是乐趣。”

韦廉导演（左一）在拍摄现场

《太行山上》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