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尧伊在工作室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第一次完整展出堪称“绘画史诗”的连环画作品《地球的红飘带》。这部大型连环画作品根据魏巍的长篇小说改编、历时6年创作时间,包含926幅作品,在1993年甫一问世,就被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先生称为“创造了黑白画艺术的高峰,是我们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红飘带”。这部作品除了画面表现的对于长征精神的崇敬之外,也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连环画创作者沈尧伊“用我一生画长征”艺术信念的执著追求。
6年完成八九百幅作品,并要求达到有保留价值的水平,这是非常困难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重负
谈起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起始,原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社长姜维朴说,上世纪80年代末连环画出版社提出长征这个重大选题,当时他首先提到了1987年在《当代长篇小说》杂志上发表的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这部讲述红军长征历史的47万字的长篇小说深深打动了他。而这一时期他也看到了法国出版的一套表现中国工农红军的连环画册,共240幅作品,印制精良。姜维朴说,西方的画家和出版商能如此关注中国的长征,我们也应该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表现长征历史。虽然当时处于中国连环画逐渐式微的时期,但社里还是决定以此书为蓝本出版一套超过800幅作品的大型连环画来记录长征史实,为后代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起初,考虑到作品数量巨大,出版社想组织一个创作组,由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编辑王素担任脚本创作,另有四位画家参与到绘画的工作中,这也是几十年来连环画出版社组织大型创作活动的习惯做法。于是,出版社副主编费声福找到当时已经画出革命历史题材名作《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画家沈尧伊,希望他能参与创作。沈尧伊认为自己有能力单独完成任务,就要求独立完成整个连环画创作的工作。社里出于统一画面风格与节奏的考虑,也同意了他的要求。沈尧伊原计划用10年时间作画,但出版社考虑到出版周期,只同意给他3年时间,最后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商定用6年时间完成。
6年完成八九百幅作品,并要求达到有保留价值的水平,这是非常困难的。沈尧伊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仍然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重负”。然而,每当他想起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他自己的画笔通过几百个侧面去完整地表现长征,内心就激动不已,因为他太想画长征了。
1988年,沈尧伊和连环画出版社开始了创作的准备工作。姜维朴说,那年春天,沈尧伊、王素和他一同到魏巍家里商谈把《地球的红飘带》画成连环画的计划。要把47万字的原著移植成八九百幅画作,就需要对长征的史实进行熟悉和梳理,做到删繁就简。在商量构思的过程中,擅长编写长篇连环画脚本并对战争生活和革命部队有一定了解的王素抓住工农红军长征历史中三个方面的斗争——与国民党及军阀的斗争、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和与红军领导层中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进行脚本创作。于是,沈尧伊他们商定把材料和事件统一起来,并在其中进行主要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
但同时,沈尧伊也提出了此次创作要加强同现实的关系。他说:“连环画和别的画种不一样,它和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他必须和现实保持切近的关系。单幅画有时可以很多东西都不涉及,但连环画几乎什么都要涉及。如果没有切实的调查和研究,很多东西只能虚笔带过,是画不好的,而这也正是造成连环画作品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和长征有关的摄影图片几乎没有,这给沈尧伊的创作带来很大困难。沈尧伊回忆时说,“长征的不同时期用的枪是什么种类、红军的着装情况如何、开会时所在的山寨和植被是怎么样的,不同地区的气候有什么特点、当时重要将领的形象是什么样……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参考。”基于此,出版社决定让几位主创人员去长征路上实地考察。
他为老红军刘英、杨成武画出红军当时的各种武器装备,向他们请教造型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对朱德用过的手枪、二方面军用的山地炮、一方面军电台用的收发机都有过仔细的研究其实对于长征历史的研究,沈尧伊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1971到1972年,沈尧伊在1611部队锻炼期间,曾帮助部队共青团整理团史,因此收藏到一套别人不要的长征地图。出于对红军长征的敬仰,他在1975年5月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首次重走长征路活动,在从江西走到陕西之后,他就创作了巨幅历史题材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和《革命理想高于天》,并在之后的十年间创作了众多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其中连环画《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和《红军过草地的故事》表现了长征中领导人的丰富性格和感人的小故事。可以说这些连环画无形中为《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奠定了背景资料和创作技法的基础。
在接受任务后,沈尧伊放弃了其他画种的创作,开始熟读原作内容,搜集和掌握了大量与长征有关的文物资料,同时留心关于长征的种种采访和回忆录,也研究了一些国民党方面留下的资料,力求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都通过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叙述来多角度、多层次展现历史的面貌。美术理论家李松说,沈尧伊在绘制“遵义会议”这一部分时,翻遍了所有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资料,各位与会代表的位置、神情、说话时下意识的动作……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像毛泽东在会议上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也都要先调查再下笔绘制。在连环画的结尾部分,有一幅描绘陕甘支队所有团以上干部在长征结束后开会合影的画面,为此沈尧伊去当地博物馆一一查出参与者的姓名和照片,访问他们的子女。因此作品在展览时,健在的老红军们还能清楚地辨认出其中的60个人。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使得《地球的红飘带》在长征没有留下直接相关的历史照片的情况下为现实创造了形象的长征历史。
由于《地球的红飘带》是从湘江战役开始写的,所以1988年4月至5月,沈尧伊和王素、姜维朴等人第二次重走长征路的时候,主要考察的是自湘江经遵义过赤水至大渡河一带。第三次是在1990年4月至5月,主要经过泸定桥经夹金山、两河口、草地到甘南腊子口一带。这两次“长征”中,沈尧伊画了大量风景色彩写生、速写、采访图记等,收集能够用于创作的环境、道具资料,多次访问当年参加长征的老红军。他回想起走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一批老红军也将离开我们。等到当年的人都不在了,地理环境也逐渐改变,长征凭借一种精神,依然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就是人在艰难环境里争取生存的信念和勇气。他想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记录下长征的历史,最大限度地还原当年红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所以他说,画历史题材要对历史有研究,不仅要有长期的史料积累,还要对历史有深入的理解。要在视觉上展现真实的长征,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这是创作的基础。讲求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是沈尧伊主要的创作原则。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央美院版画系师从李桦时,沈尧伊就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信念:要使作品长久地存活,首先必须是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和生活,真实的东西才有生命力,所以他非常注重在长征路上的写生活动。
李松说,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描写的是英雄群体中的精英,也是那个时代民族的精英,这个任务本身就给画家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要求: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拿给了沈尧伊许多创作灵感的川西北松潘草地来说,面积广阔,寻找典型场面非常困难,所以沈尧伊画了不少记忆场面。通过这些记忆写生,他概括出草地应该是河流积水交叉纵横的,流水冲积造成了无数积水潭,草地的奇花异草与各种污泥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景观,因而他侧重表现草地上的风云变幻,用大自然的凶险侧面衬托红军战士强烈的求生意志,并辅以各种花卉来表现,使得画面更有层次和质感。
沈尧伊本着这种创作原则,不但重新考据历史,还力求博得“与军事史家对话”的资格,他对红军在不同时期用的武器也做了系统的梳理。为了一些细节,他特地请教老红军,并参考长征路途中当地老百姓的记忆。他为老红军刘英、杨成武画出红军当时的各种武器装备,向他们请教造型中需要修改的地方,他对朱德用过的手枪、二方面军用的山地炮、一方面军电台用的收发机都有过仔细的研究。
一种更充实的表现力使《地球上的红飘带》游离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取得了中国连环画史上内容立意和形式语言的重大突破
在经过搜集资料、整理素材和实地考察等过程之后,沈尧伊开始真正进行创作构思。他认为,应该用一种特别的画风表现长征特殊的感觉。所以在绘画风格上,他选用兼绘兼刻的方法,将木版、石版和铜版制作方法融合;而在纸张材料选用上,他也有着自己的考虑。
沈尧伊在板纸和卡纸上用立德粉、胶水和油墨制作出具有颗粒状特殊肌理效果的底子,再用油画笔或毛笔蘸墨画出小稿,最后用刀刮出具体的人物和景色。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评价这种技法时说,这种独特的技法,使《地球的红飘带》产生了兼具几种版画的风格:用纯黑白的对比来构筑图像,有木刻的显著特征;而由于刷了立德粉底子,所以适宜刮擦,能做出铜版画长于细节刻画的图像面貌;同时,足够厚的画底刮出浓淡不一、像石版画一样多层次的灰色调,从而避免了单用木版铜版技法的单调。
在《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了约150幅之后,一个问题开始困绕着沈尧伊:这套作品的风格应该倾向概括、强烈和简洁的版画性,还是倾向真实、朴素和细致的生活化?连环画的创作是不能停顿的,沈尧伊在这两种倾向里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他说,在风格化向生活化的转变中,他首先考虑的是作品代表的历史纪实风格。这种风格要求始终将形象和意境的体现放在首位,而技法则隐蔽其后,不能搞技巧的炫耀和卖弄,他称之为“隐蔽的技法”,这也是他在《地球的红飘带》中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它要求有技巧而不露技巧的痕迹,摒弃一切技巧的卖弄,崇尚自然,追求朴实。比如,周恩来的形象处理历来被评论家所称道,但沈尧伊说人物的构思比较困难,因为周总理的气质与魅力很难通过绘画表现。在人物资料照片匮乏的情况下,沈尧伊的方法是找到大量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的背景照片,并从1931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的少量现存照片和斯诺在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照片中推断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相貌。所以他参考了周总理在陕北的一张照片,并结合以往总理的艺术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在周恩来第一次出场时,画家先用一幅仰角构图表现湘江之战中环境的艰苦,在湘江东岸的周恩来用黑色剪影带出,在刻画周恩来和朱德时则将背景做完全空白的处理,这如同雕塑般的造型和角度的切换使红军将领的形象更具视觉张力。五六十位主要人物都是沈尧伊通过这样的方法,把他们各个时期的照片裱在大方卡纸上来完成的。
虽然改编者王素已经把长征众多的人物、事件和战役做了系统的线索整理,但在处理每个小段落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时,沈尧伊还是侧重从每个大段落的基本艺术倾向出发,再从环境、场面、群像、肖像和特写等不同层次和角度去组合和刻画。这其中每幅画既是连续的,又是独立完整的。构图以饱满的方式去塑造人物,以壮阔的宽构图去展现场面,加宽视角,开拓层次,对历史事件做全方位的展示,这样既稳定又不乏变化。在版式上,这套画采用了方、宽两种规格;同类样式的作品,也力求多样变化,一文一图、两文一图或一文两图穿插交错,疏密得体,和谐统一。高视野、全方位、多层次的风格配以S形、三角式、离心式甚至发散式的构图,将人物、事件放进全景、中景、近景与特写各种角度中,使得内容得以充分展现,令读者视觉一新。最终创作出来的面貌超出了沈尧伊最初设想的效果:版画语言并未冲淡,却有了新的面貌,用一种更充实的表现力使《地球上的红飘带》游离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取得了中国连环画史上内容立意和形式语言的重大突破。
五次走过长征路的沈尧伊深深感到,长征所蕴含的精神,就好比地球上一条永远飞扬的红飘带,它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理论家沈舟曾经评价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中有三段内容最为精彩:一是表现过湘江的惨烈,二是全景式地展现了遵义会议全过程,三是用类似宽银幕的画面表现红军过草地时所体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和人类共通的求生意识。对此,沈尧伊说,红军长征前后不过两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它却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因为它为我们留下一种精神。
沈尧伊回顾三十多年来自己执著于红军长征题材的艺术道路时表示,“曾经,红军长征对我来说是一个红色的神话”,他受到红军长征精神的感召,从上世纪70年代创作开始进入长征主题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是在长征精神熏陶下成长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长征精神的审美理想是必然的。而三十年来五次在红军当年走过的路上跋涉,使沈尧伊加深了对长征精神的理解。长征对他来说,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而是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乐观向上精神,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积极进取精神,注重求实、独立自主的勇于创新精神和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精神汇聚而成的红色飘带。所以,在他发现长征留下的图像资料极其匮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做这项“抢救性工程”,让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们看到活生生的长征,用绘画的手段再现那一段光辉的历史。
在6年的连环画创作“长征”后,1997年沈尧伊又创作了巨幅油画《遵义会议》,这幅作品就是从连环画的第137幅衍化而来的。2001年以来,沈尧伊又有了新的创作构思:他要画三联画形式的全景油画《转折》:中间表现的是遵义会议,左侧为湘江之战,右侧为娄山关大捷,意在侧重遵义会议作为长征转折点和中国革命转折点的作用。他说,社会上的一些大众文化活动节奏快,生产周期短,产生的效应大,但却不适合他这样的画家,他需要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情。就一个油画家来说,如果精力充沛,60岁到70岁之间应该是艺术最成熟的阶段,他想在这最宝贵的时间段里再出成绩。
观赏了“绘画的史诗”——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以及众多表现长征精神的绘画作品之后,每一个观众都会被画家对长征题材的执著追求而敬佩不已。但沈尧伊总是以一句普普通通的“我不做就没人做啦”来解释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五次走过长征路的沈尧伊深深感到,长征所蕴含的精神,就好比地球上一条永远飞扬的红飘带,它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沈尧伊在野外写生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
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部分)
《遵义会议》(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