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超越自我 创新艺术
——访著名导演翟俊杰
今年66岁的老兵翟俊杰导演告诉记者，他今年又接到了领导交给的新任务，拍摄的对象是共和国的先辈领袖。他笑着说，他是个老兵，就要完成好上级交付的任务。对于他一直从事的军事题材电影拍摄，他总是有一肚子话要说。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的军事题材电影在数量上可能不亚于电影大国美国，但是说到影响力，比起前苏联电影和美国电影还有差距吧。
翟俊杰（以下简称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三个星期拍出一部影片，这些电影都与战争平行，有点像我们大跃进时候的跃进片，是配合现实的电影。战争结束后，他们拍过不少优秀的电影。例如《魂断蓝桥》应该说是准军事题材，是反战题材，当时费雯丽演的玛拉很棒，这部电影即使现在看来仍有很强的批判的力量和反战的力量。
前苏联的战争电影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了很多的经典之作，如《恰巴耶夫》、《战舰波将金号》。到了第二个阶段，40年代的时候，苏德战争爆发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到前线去拍纪录片，等局势慢慢稳定下来以后，也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作品，比如《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苏拉的故事》、《无脚飞将军》等，这很像咱们建国初期的时候推出的《董存瑞》，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到了50年代，苏联电影又向前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出现了《士兵的颂歌》、《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等一大批电影。第四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
对比之下，我们还在类似于前苏联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的路上徘徊。
记：有人说，目前中国的主旋律电影比较多，有些人一听到是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就不想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富矿。人们的这种看法是对这些题材电影的一种误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战争题材、军事题材电影在世界影坛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真实的谎言》、《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哪一部不是在张扬美国精神呢？
拍这样的电影第一要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第二心里要装着观众。我是电影工作者，是个军事题材电影导演，我要琢磨怎样能够超越、突破、创新，把此类电影创作向前推进。固步自封只能被淘汰出局。
我个人不太赞成是为了纪念日、某个活动而去拍摄一部电影。这种题材电影的拍摄应该常规化，成熟一个拍一个。这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课题，应该是常拍常新的，在前苏联，苏德战争这个题材的作品可以用浩瀚来形容，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在拍。
这类题材的电影有个很重要的主题：歌颂英雄。有人认为现在的时代不需要英雄，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呼唤英雄，没有英雄情结，那么他的民族精神将会有很大的缺失。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并不能光看人均居住面积、收入等指标，还应包括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等等。
记：过去您已经拍摄过长征题材的电影《金沙水拍》、《长征》，去年你还第三次接拍了《我的长征》。三次拍长征有什么不同的创作体会？
翟：10多年前拍《金沙水拍》，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要怎么拍才让观众爱看呢？我想，拍这样的电影不一定要板着面孔来拍，于是我就处理成传奇、惊险的样式。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认为这是重大的突破。影片一开始是毛主席与贺子珍大姐生了个孩子，可是条件不允许，只好把孩子送给老乡了。紧接着第二场戏是一位滇军军官暗杀毛泽东没有成功被抓住了，毛泽东义释俘虏。诸葛亮还七擒孟获，共产党连这点胸怀都没有吗？结果这位滇军军官从对共产党不了解到成为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应该注意的是，处理成这种样式还要注意第一不能猎奇，第二不能戏说。
10年前拍《长征》，由我第一次启用唐国强扮演毛泽东。这次选取了新的角度，我看了几百万字的史料，发现长征中红军面临着三个斗争：第一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斗争，第二与恶劣大自然作斗争，第三与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第三点最能体现出长征的本质。红军被迫长征，就是因为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遭到了排斥，而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因为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的位置。此外，这部电影还注意了诗意化的处理，这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并不冲突。这类电影也可采取戏剧性的结构，这样电影紧凑好看。在《惊涛骇浪》中，我就采取了戏剧化的结构，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一家子，如果是纪实的话哪有这么巧的呢？第三是演员的选择。我不赞成特型演员的说法。扮演一些重要领袖人物的演员可能会要求具备某些资质、形象、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但演员第一位的是塑造角色，如果老是这几位演员演，新片也会有陈旧感。我常常对这些演员说，演同一个角色时，要把自己当成第一次演这个角色。如果有驾轻就熟的感觉，就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了。
去年拍的《我的长征》以小见大折射长征中的重大事件，讲述了普通的红军战士如何在中央的带领下走向胜利。特别是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对生命的关怀。就像《我的长征》中，老红军王瑞回想起长征时说：“我有幸福的回忆也有痛苦的回忆，战争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幸福的回忆是我参加了长征，经受了历练；痛苦的回忆是亲人、战友倒下了一大片。”渡过湘江之前，红军有8万人，过江后只剩下3万人了。王瑞的爸爸、姐姐、姐夫，连长、战友达尔斡都牺牲了，给年幼的王瑞留下了极大的心灵创伤，我们要敢于表现战争的残酷。我们的今天本来就是无数革命先列流血换来的。而小红军王瑞也是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成熟。一个泥腿子，一个小孩子，他哪里就能深刻理解共产主义了。我问了很多的老红军，为什么要北上抗日。他们都说，跟着走，没准还有一个活路，当兵还有兵粮吃，要不然怎么办呢？
记：拍这类电影还有个很大的问题，要不要把方方面面的人都照顾到？
翟：我认为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不需要对一个大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表述，我不同意那种填补空白的说法，甚至于我都不同意那种这是一部教科书的说法。如果要看教科书，我们可以看权威的理论专著，没有必要花人力财力物力拍这个电影。《巴顿将军》算是美国的重大军事题材影片，里头没有把一个重大战役说清楚，但是通过一系列的精彩细节、生动的情节，把巴顿将军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竟会这么喜欢一位从西点军校走出来的将军。好莱坞还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口袋里掏走了大量的钞票。这样的电影关键是艺术性、观赏性和可看性能够有机结合，思想的高度是题材本身就具有的。如果我们在电影中搞大事年表，每个参与的人都要面面俱到地点到，这样的电影观众不爱看。现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改了名字，叫“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不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了。重要的革命题材有八一起义、秋收起义、长征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纳入了这一题材。
记：您拍了那么多的军事题材电影，对战争气氛的营造有什么心得呢？
翟：有时看看美国和前苏联电影中的战争场面，觉得我们拍的还是显得不够真。一定要向原生态靠拢。每次化完妆，用山西土面往演员头发上吹，让演员的头发都失去光泽，干干枯枯的，这样才像那个时代的人。拍《我的长征》资金有限，为了拍出炮弹爆炸时，大地在颤动的感觉，我们把电钻挂到机器上，不断调适它的转速，才拍出比较逼真的影像。包括《惊涛骇浪》中的服装道具，因为是在抗洪中，所以演员的状态也不可能是光鲜靓丽的。我们在家里打扫一下卫生还会灰头土脸的，何况战争呢？战士们可能两个月连衣服也没有洗，我们要把这种生活的真实感拍出来。同时还要善于使用高科技。
记：和您在一起聊天，感到您是个幽默的人。但是您拍的都是正剧，您以后会拍喜剧吗？
翟：对，我从小就是这样，乐呵。我16岁当兵，很艰苦。当时在文工团，我最小。我在庙里、炮车里，冰天雪地，什么地方我都住过。晚上点名，队长说翟俊杰你去女同志屋里去睡。因为我是半大小子啊，有什么危险还能顶上去啊。我是从那个年代出来的，所以我蔑视困难，对我而言再没什么是可怕的。我出生在古城开封，当地的英雄气很重，历史人物很多、故事也很多。家庭给我的教育就是做人要善良，人要讲感情。我参军以后认识的所有老同志，都叫我小翟。还有人叫我的外号：喜儿。但是另一方面呢，长期的军旅生涯让我更喜欢大气、雄壮的东西。黄宗江老前辈曾经批评过我，说：小翟啊，你胖子悲秋。的确我对我的家人、孩子，有很多愧疚。我在拍《大决战》的时候，我父亲病重。临危时给我留下“待人以诚、于己坦荡”的家训。那时候我很害怕来电报。“父病重，速归。”后来变成“父病危，速归。”最后变成“父病故。”那时候拍戏很紧张，给我三天假，我掰开父亲的眼睛，说父亲你就算看过我最后一眼了。回到剧组，我还给得人说戏。无情未必真豪杰。
（照片为翟俊杰在给《我的长征》演员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