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四十年,见证川剧振兴和“走向未来”
作者:本报记者 邓立峰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李致曾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难忘小平对川剧的关怀》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1978年春,邓小平因外事任务到了成都。一到成都,他就提出看川剧传统戏,并点了长期被禁演的剧目,请曾遭受过迫害的老艺人演出。在成都,邓小平一连看了三场川剧演出。最开始时,川剧表演艺术家杨淑英因病没去,邓小平问:“是真病,还是被打倒了? ”得知是真生病后,立即派人把她接来,请医生给她看病。“小平同志看完演出高兴地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观众演出嘛。这些年,他们都没有看过。趁老艺人还在,可以拍些资料片,准备一两台戏到北京演出。 ”

  40年过去了,再次提到这个故事时,已经89岁的李致老人依然说得津津有味,李致用“铭记关怀”这个质朴的词来表达对人们关心川剧的感激。而他自己之于川剧,则更是有着特别的渊源:他是改革开放后川剧复兴的见证人和参与者。除了与川剧特殊的关系,李致还是一位出版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震动了全国,该丛书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 ,而当时出版这套丛书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正是李致。

 

1983年第一届振兴川剧晋京演出
(左二起)贺敬之、阳友鹤、李致、袁玉堃在剧场休息室

  振兴川剧的“致公”

  李致出生于成都,他是巴金的侄子,管巴金叫“四爸” 。回忆起巴金,李致想起四爸在他小时候给他题过的几句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文革”结束后,再次见到巴金的李致跟四爸重新提到了这几句话,“只有第二句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 ,李致开玩笑说。

  其实“文革”后的李致已经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了,而他也成了巴金的出版人。但在邓小平关照川剧的讲话之后,他的身份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在成都看川剧传统戏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戏剧界,其他剧种也纷纷上演传统戏。 ”李致说,被禁锢了十几年的传统戏曲,被小平同志解放了。

  1982年7月,四川省委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成立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李致同年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振兴川剧领导小组成立后,李致担任副组长,主管日常工作。

  “振兴川剧要遵循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前四个字讲的是保持川剧的特色,后四个字讲的是体现时代的精神。 ”对于如何促进川剧复兴,李致有自己的想法:要看到川剧艺术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看到川剧的优势和它的不可取代性。他认识到改革开放后川剧观众不如五六十年代多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强烈的竞争状态” ,从而提出了提高川剧质量,推广折子戏片段演出、单个行当或剧目的专场演出,为剧团引入竞争机制和经营机制等“振兴川剧”的想法。在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努力下,川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983年,川剧进京汇报演出,邓小平专门去看望了演出队伍,“小平同志点了七个折子戏。演出开始后,我选择了一个从旁可以看见小平同志的座位。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小平同志的兴致很高,不时露出笑容。 ”李致回忆,演出结束后,邓小平上台与大家合影,“先和全体演职人员合影,又与13位老艺人合影,再和工作人员合影。管理小礼堂的负责人见此盛况,羡慕地说:‘只有你们川剧才办得到啊!’ ”李致一直保存着合影,“只要看到它,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对川剧的关怀,重温他看演出时的全过程,感受到他温暖有力的握手。 ”

  这个时期,李致还带领着川剧团出国演出。在欧洲,川剧表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我们演了《白蛇传》 ,看到排队买票的观众,有人打趣地说,买票的队伍真的跟蛇一样。 ”李致回忆, 1987年去日本演出时,单在东京就演了18场,“日本方面制作的演出说明书有一千多页,里面不只有剧照,还印着中文和日文的演出剧本” 。

  在今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川剧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而对于李致,他依然保留着振兴川剧领导小组顾问的头衔,熟悉他的人都会亲切地称他为“致公” 。

  “走向未来”的出版人

  李致对川剧的复兴贡献很大,但他个人的名声早在加入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之前就打出来了,那时候的他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

  “ ‘文革’结束后,面临着‘书荒’的问题,那时候即使知名作家的作品也是很少见的。 ”李致觉察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 。但那时,地方出版社受限于政策限制,遵循“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很多有可能产生全国影响的书都不敢出,“当时讲究字大、图多、本薄、价廉,地方出版社就出这样的书” 。

  而李致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却主动突破了束缚,“立足本地,面向全国” ,他们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曾被“打倒”的老作家的新作品,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近作,是表明这些老作家依然还在创作。 ”李致表示,虽然当时出版的老作家的作品体裁多样,不成体系,“但这足以对弥补读者们的‘书荒’起到巨大作用” 。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敢于拍板印行。正是这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

  1985年,兼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带领四川出版团去日本访问,日本的一家叫作小学馆的出版社的接待者送给李致一本书,叫《最新中国情报辞典》 ,里边有对像“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戴高帽子”之类的汉语流行词的解释,他惊讶地发现里边还有对于川剧用词的解释。“日本要跟我们打交道,做到了知己知彼,他们确实不简单。 ”李致感慨于日本人开放的态度,并认识到中国也应该对世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策划川版丛书出版时,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

“要跟外国人来往,他们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打交道? ”李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