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革”对黄梅戏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新时期初期黄梅戏恢复演出的情形如何？

　　时白林：“文革”期间，黄梅戏的发展完全停滞了，真是不堪回首的一段时期。严凤英于1968年受迫害自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被关在牛棚，关了七八年，我和王少舫两人专门负责打扫男厕所。“文革”结束之后，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把严凤英的事写出来。到了1977年，就写出了《严凤英与黄梅戏》，当时的舆论界和文化界还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直到1978年才发表，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1978年5月23日，安徽省委为严凤英平反，1978年底，我带团去上海中国大剧院演出了《党的女儿》，正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会议的有关文章我是一遍遍地读，是改革开放让黄梅戏获得了第二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黄新德：没有新中国，就根本不会有黄梅戏。政府的保护和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代艺术家的努力，使得黄梅戏能够在上世纪50年代“梅开一度”。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黄梅戏今天的影响和地位。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大的发展平台，从出人出戏，到投资、包装，促进了黄梅戏的“梅开二度”，实现了黄梅戏的腾飞。现在，黄梅戏已经发展成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随着黄梅戏传统剧目的解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跟全国其他剧种一样，掀起重排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热潮。这些被禁锢10年之久的黄梅戏传统剧目重现舞台，立即引起了观众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所到之处，观者如潮。1981年10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应邀出访香港，这是我们黄梅戏第一次出访香港，带着我们的拿手好戏《天仙配》、《女驸马》和《罗帕记》。这股黄梅戏热潮也被带到了香港。

　　记者：改革开放是不是也为黄梅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语境？

　　时白林：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文化一下子都进来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欧美的现代派音乐，都是我们以前在“左”的影响下批判的东西。他们的成绩其实是很大的，比如音乐剧。以前都是欣赏瓦格纳、普契尼、威尔第，现代派就很少知道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后进来的。我们的戏曲受到了外来文化潮流的冲击，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黄新德：另外一方面，现在对外开放了，黄梅戏也经常有机会到国外演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更是频繁走出去，足迹遍布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德国、瑞士、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把黄梅戏舞台艺术之花直接奉献在世人面前。比起前一代老艺术家，我们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黄梅戏走向海外。严凤英老师就很可惜，那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没有机会走出国门一步。我们这些后来者，沿着前人开创好的道路往前走，又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韩再芬：国外有一种说法，把黄梅戏称作“中国乡村音乐”，就黄梅戏的普及性、民间性而言，这个定位还是能够成立的。早在建国之初，黄梅戏就走向了海外，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好，在海外，华人比较多的地方都能见到黄梅戏的身影。不过，由于出国演出的费用比较高，目前大戏出去的机会不多，主要还是一些比较短小的折子戏作为传播的主体。

黄梅戏舞台剧《梁祝》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