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花
谷雨一过，草木们褪尽了春的奶气，开始大大咧咧疯长。青绿的垅坡上，被拨拉透了的土地一坎坎坦荡着，父亲挥锄刨着地，母亲点种着没完没了的小豆苗，三四岁的我，则蹲在地边逗蚯蚓玩耍。风带起我们的发梢和衣襟，有一种汗涔涔的味儿在阳光中飞舞。便是这咝咝的泥味中，一种花香开始细细软软飘了起来。
那是什么花呢？母亲低头忙碌着，不动声色。
收工了，母亲收拾好农具，牵了我，径直绕到树下，探下身，拨开路边荆叶，一枝枝花藤，就这样纤纤笑笑地簇拥过来！“好香！ ”母亲吸着鼻子，把藤蔓牵起，将花儿捋下，轻轻放进身边的篮子。看着如此好看的花藤，转眼变得光秃秃的，我很难过。母亲说：“有什么好难过的呢？金银花长在地上，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看的。 ”
后来稍稍长大，我知道了金银花是一种可做药的野花儿，村里人患点暑气痧热、疥疮咽肿的，都用它来煮水当茶喝，很管用。但对我来说，金银花最诱人的，是可以拿到药店换钱。有了钱，就可以追着村头挑杂货笼子的老头要薄荷糖，或者，换个让同桌眼馋的自动圆珠笔？甚至，买个泛着金属光泽的文具盒？这都是让我梦里痴痴发笑的美事。
新娘鸟一叫，田里倒完了秧脚，我们就出外摘金银花去。那是种很不惹眼的花儿，青青泛白的花蕾，一丛丛火柴梗般披立着，茎蔓打着卷儿，攀附在山崖、土坎、河坝边的棘簕蓬里，不注意很难发现。但日子久了，它们什么习性，喜欢什么天气，甚至躲在哪棵树下哪道石坎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些地方低湿阴避，采摘起来并不轻松，不好下脚不说，蛇呀虫的，衣衫手指挂个口子划个血痕是稀松常事，弄不好脚底一松就滚落山崖去了。
地里的活歇了，母亲也常背着篓子采金银花去。但她不在家门口采，常去一个叫筱山的村子，听说那里金银花长得旺，开得也晚，其他地方的金银花已陆续黄熟枯谢，这里才刚刚一蓬蓬莹白如雪。日落时分，母亲踏着山路归来，找出大簸篮，将金银花一篓篓轻轻兜倒出来，抖松，摊匀，不一会，屋子里盛满了金银花的香味。我们快乐地吸着鼻子，一边帮忙拣净枝叶，一边听她讲些山路见闻，心里馋得要死，恨不能马上飞去。
母亲不准我们细伢子去，说那山旮旯子林深路远，野猪多，人烟又少，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可那满藤满枝的金银花却终日诱惑着我。终于，有天瞅母亲不在家，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绕山出门了。
这里山高谷远，除了溪水林声，什么也没有。金银花呢？我们下到山底，顺着沟坎野坡一路搜寻，终于，看见了。一丛丛的金银花牵藤挂蔓，灼灼怒放着，黄黄白白，羽毛般簌簌翻滚，仿佛要把一根根枝蔓挤断。我们兴奋得两眼泛光，小脸涨得通红，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但我们知道这里是断不敢撒气乱跑的，于是每发现一蓬，总要互相轻轻招呼，围在一起采摘，完后彼此跟上，继续寻找下一处……这样走了几里路，摘了几十蓬，提篓子已装得满满实实。
蝴蝶轻飞，山蜂嘤嘤，正在我们忘了自己忘了周围之时，一种奇怪的声音突然从密林深处响起，山牛？野猪？狼！ ？那是一种从未听过的巡奔山林的沉闷吼声！我们浑身一凛，满脸惊恐，再细细一辨，顿时毛骨悚然，提了篓子便跑！跑啊，跑啊，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拼了命跑！从没跑过那么快，不敢回头，不敢出声，只觉得两边的树在嗖嗖地飞，身后无数只野猪在阴阴地追。爬过山坳，转过好几个山头，直到出了长长的一条山坑，远远看见了屋子，才稍微松口气，一屁股跌坐地上，大汗淋漓。篓子里的金银花，早已颠撒得没了踪影，还发现裤脚不知什么时候被挂破了，脚踝淌着血……
母亲不知从哪里得了消息，绷着脸，回到家，不由分说，从柴堆里拣起根枝条便抽我，狠狠地抽，一边抽一边吼。我大哭，母亲从没这样抽过我啊！许久，母亲静下来，红了眼，淌下泪来，一边为我包扎脚，一边嘱我筱山危险，千万不可再去。我浑身疼痛，说不出的伤心难过。
后来，我再没去筱山采过金银花，母亲却依然抽空常去。日复一日，她抽屉里沾着金银花香的零钞渐渐厚了起来。我们曾遭遇的奇怪声音，也逐渐被她打听清楚：不是山牛，也不是野猪，而是筱山人寻猎时，模仿麂子求偶以诱猎物的声音……虽然如此，但筱山的森然可怖以及母亲凶狠的训诫，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一片荫浓的夏绿中，金银花一天天蔫谢了，我积攒的干金银花也渐渐装满一尼龙袋子。伸手抓抓，干酥酥地香，心里说不出的快乐。母亲找来红丝线，将袋口细细扎好，嘱我拿去卖了，然后买个文具盒什么的。“我家妮子自己赚钱了哩！ ”她的表情很有些欣慰和得意。我接过袋子，捧在怀里，有些舍不得。里面装着的，已不仅仅是金银花啊，更是我漫山遍野的希望和汗水。可一想到那桃花飞舞闪着诱人光泽的文具盒，那种喜悦怎么也止不住了……
然而，当我终于从药铺柜台接过一张两块钱的纸币时，一路上欲飞的兴奋却消散了，一股酸酸稠稠的东西倏地涌了上来，塞住了我的喉管……我没有去追喊挑杂货笼子的老头，不再想圆珠笔，更不去想文具盒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只把这张沾满金银花香的纸币，悄悄压在了母亲的抽屉里。
村里小药铺的人告诉我：母亲，正拖着病体，在为她的四个伢子，日日地积攒下个学期的学费。
五月的花香，依然遍野，我坐在田埂上，寻找一种野花的位置。是的，有什么好哭的呢？金银花长在地上，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看的。
红绸带
阳光泉水般干净，知了削尖了嗓门，禾垄里的青蛙叫得欢腾，一些红蝴蝶却安静了，她们挥着翅膀，一会停在溪石上，一会躲在蓖麻叶丛里，一会落在丝瓜花间，一会又飞走了，撵也撵不上。
我的母亲，就是一只扇着翅膀的大蝴蝶哩。
黄昏中，常看见母亲担着柴草从对面山顶静静而下，肩上一根沉沉的禾秆把峰峦压得一阵阵凹下又一片片抬起，晚风吹拂着青山微偻的背脊，豆大的汗珠和着雾气翻滚而下，流入溪中奔向一片艰辛的遥远……
那时生产队，父母每天挣工分，收工后打理自家菜地，到田垄打猪草，还得砍柴做饭料理家养……爷爷奶奶去世早，没人照顾我们伢子，只能让我们大的带小、哥哥带弟弟妹妹那样相互带着。母亲怕我们瞎跑，索性把我们锁在家里，任我们打闹翻腾个底朝天。天黑了，家家户户开始吃饭，我们坐在墙角，眼巴巴等待父母归来。在这连饿带困的等待中，弟弟妹妹睡着了。我和哥哥只好望着对面山影数星星，一颗，两颗……翻来覆去地数……
可是，山那边长什么样呢？也有许多红蝴蝶么？父母亲不搭理我，日日自顾自忙碌着。
七岁时，可以到山那边去上小学了，很兴奋。踩着母亲的目光，沿着山排小路，转过禾场嘴，便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山沟子。水田在青山脚下层叠延伸，除了几只蝴蝶，还有几座荒坟蹲在山腰上，一户人家也没有。放学了，绕过山梁，又见那蜿蜿蜒蜒的山沟子。“鬼来了！ ”不知谁恶作剧地喊一声，一伙人脚一射顿时没了踪影，任凭我吓得在那发呆，头发根根倒竖。慌乱中，毛狞狞的深山野人从母亲的故事里向我张牙舞爪而来，我甚至听见了它吃小孩时那种啃萝卜般清脆的声音，急得大哭，喉咙里却有一团东西堵着，怎么也叫不出声响。这时，一朵声音远远飞起，“尕篓——妈在这里——！ ”母亲！是我的母亲！ ！她站在对面山头，大声唤我小名，满身风乱，夕阳亲吻着她肩上那担云朵般的柴草，仿佛一只欲飞的美丽大鸟。“妈——”我大喊着，眼泪奔涌，霎时暖遍了全身，风一般飞跑，就像一只夕阳下逃命的蝴蝶。
回家后，母亲说非常渴，缸里连舀了几勺水喝下，又下地干活去了。夜里，母亲忽然脸色寡白，嘴唇发青，一头汗豆子般铺上来，身子一会火烫一会冰凉。父亲说，像是闭痧了，赶紧从床上爬起，调了碗盐开水给她喝下，捉了调羹为她刨痧。大条大条的青痧浮出来，黑蛇般在背膀上翻滚，仿佛即将来一场风暴……我才知道，为照应我，母亲顶着辣日，在那山壁上割柴割了整整一个下午。
柴是村里唯一可以换钱的东西。有时天没亮，母亲就驮了刀上山，上工之前，一担沾满晨雾的柴草已整整齐齐摆放在门口坪上。我喜欢母亲的柴草，捆得干净利落，一点也不含糊，柴草上总会插着几枝好吃的野果子，比如山稔，吊茄，米筛籽，饭汤皮，猴嘴子……一年四季都有，那是母亲在山上随手为我们折下的。四五月间，母亲从对门山峺下来，柴草上往往插满了肥艳艳的映山红，远看就像一只硕大的彩蝶在缓缓移动。我们将映山红一把把扯下，丢进大水缸里，花朵在山泉水里一群群浮动着，漂洗干净，放进嘴里，酸津津，算是解了不少馋。
逢圩日，母亲总是将干透了的柴草一把一把重新团贴实，周围衬上杉条松枝，拦腰扎成齐身高的两大捆，用芒杆挑到十里外的油石墟上去卖。翻山过峺，一脚石子一脚泥，换成几角钞票，又翻山过峺，一脚石子一脚泥回来，舍不得在圩上买点东西充饥。六岁的我已能帮着做点家务，母亲既爱又疼，几次三番说：“我的妮子懂事了，下次到圩上，给你买对红绸带，扎在辫子上，像两只蝴蝶，街上的细妹仔都有哩！ ”母亲握个喝光了的水碗，眼光流水般罩着我——仿佛她的女儿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红蝴蝶。
我心里美滋滋的，从此眼巴巴地盼着，一年，两年，三年……我的身子长了一茬又一茬，母亲将我的齐耳短发也剪了一茬又一茬。农活没一下歇手，母亲哪有闲空料理我的头发呢？她一次次从山背面回来，我则一次次将幼小的失望藏起——母亲，是不是把我的红绸带忘在山后了？
十岁那年，母亲躺进了几十里外的县城医院，由爸爸守护着，几个月，没有回来——她得了结石，结满了胆囊，不得不做胆囊切除手术。我和哥哥带着弟弟妹妹在家，上学，做饭，料理家务，照顾鸡鸭猪牛，梦里却常是母亲挑着柴草的身影。手术后的母亲身体虚弱，却依然挺着身子做各种农活。父亲是村支书，除了打理田地，终日为村里事忙得没落屋。我和哥哥，则很自然地把母亲的割柴活扛了起来。那是割一种叫芦箕的大蕨类柴草，密密实实风一样长满山冈。但柴草很不耐烧，剃头般连片连片割下，晒干，一把一把塞进灶膛，火焰“哧溜”一声地飞舞，红蝴蝶似的，一眨眼就没了踪影。早晨、傍晚、周末，只要有空，我和哥哥就上山去。我们手握镰刀，脚踩山壁，挥汗如雨，生命就这样紧紧贴服在山梁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山里的蝴蝶飞了一茬又一茬，我对山的认识也长了一截又一截……
初中毕业，我考入师范，家里何等高兴啊！母亲跟父亲商量，伢子不容易，买辆单车吧，斜杠的，扎着红绸带的那种。不巧几天后，母亲旧病复发，到医院时，结石已散入肝管，一家人跌入阴云里。
村里人暗地嘀咕，妮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不如省了读书钱来医病。
我没吭声，每天握把茅镰上山。“嚓嚓……嚓嚓嚓……”那些芦箕大片大片倒落下来，一行一行排满山梁。等芦箕晒干，我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捆一捆团贴实扎好，希望能担到十多里的油石墟上去卖。
入学前几天，父亲特地从医院回来。他把鸡鸭猪等各种家养一一卖了，番薯花生一一收了，赶到中学托老师为哥哥办好搭膳寄宿，又将外公接到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用自行车驮我到县城，专门到一家百货商店挑选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具，还奢侈地买了瓶漂亮的洗发水。第二天一早，虚弱的母亲和我同坐车上，由父亲、舅舅一起陪着送我去赣州入学，之后她和父亲赶赴省城医院治疗。路上，母亲靠在车窗上，拿出梳子，第一次为我扎了一个高高翘起的马尾辫。她一边认真地梳着，一边命我抬头挺胸伸直腰板，又细细叮嘱我在外读书做人的道理：“咱妹崽子，考出来不容易，在外手脚勤着点，脑子活络点，要懂规矩，做任何事都要有模有样……”又交代了女孩在外的许多生活细微之处，说着说着，声音便哽了起来，头扭过窗外，很久说不出话。
她想什么呢？是想起了我的红绸带么？抑或是其它什么不便说的东西？
一个月后，收到父母亲从省城寄来的包裹，拆开，是一件红雪花呢短大衣，还有一件新织的开司米深紫毛线背心。我拿着它，摸着领脖上衬织的那一圈漂亮白花牙边，想着母亲病床上的背影，眼泪啪嗒啪嗒落下。母亲最终没给我红蝴蝶的惊喜，却用了一生的汗水，让她的子女从山中如蝶般破茧而出。如今，我坐在城市灯火一角，遥望在乡村深处的母亲，她孤独么？红绸带，终于衰老在深山记忆里。
最近，母亲来电话说冷。我听后，上街到处找一种绒线围脖。我想买红色，系在脖子上，让那个背影永远鲜亮温暖。
黄水酒
年关将近，大地褪去色彩，只等着家家户户搬出水酒，天翻地覆闹新年了。
晚上，写点酒的文字，脑里涌来的却是家乡水酒。
挂电话回去，母亲那边惊喜： “水酒啊……做了做了！几大缸呢……来提吧！ ”我乐：“写水酒的文章哩！ ”母亲愣了，表情更加兴奋，颇认真地从头至尾一一详尽说将开去，间或有父亲旁边补充的声音，于是话筒一会父亲一会母亲地移动，感觉那边的话，就像滚烫的水酒，咕噜咕噜地奔跑。说完了酒，换回母亲声音，说腊味已晒好，有空来取……末了，十几秒安静：“你们……和我们一起过年么？ ”
我震住了。在母亲脑子里，女儿嫁了，就是别家的人，又怎么好做这要求呢？
记忆的另一头，是母亲做水酒的情景。暖阳中，将几桶山泉浸泡好的糯米淘洗干净，倒入灶膛大甑火蒸。旺火架起，孩子们的馋嘴立刻被糯香吸了过去。随后母亲将大甑一抱而起，端到天井沿酒架上，一瓢一瓢舀着山泉往甑中浇淋下去，装入一个干净的大肚坛。一段日子后，酒娘汩汩出齐了。冬至，将山泉水烧开，凉透，冲兑入酒中，从此封坛。
“今日淋灰水，明日打米果，后天过年就过年！ ”小孩总是这样一边喊着歌谣一边掰着手指算——年夜饭是我们盼了一年的美餐。全家团坐，如豆的灯下，母亲将滚烫的水酒从灶火上提来，一碗一碗筛满……父亲稳稳坐在桌前，轻轻端起碗，微笑环视我们，在无尽的爆竹声中，将一年的艰辛和希望一饮而尽。我们一边大筷大筷夹肉，一边听父亲用慈和的语调，综述一年家事，总结小孩成长……之后，母亲将几枚银闪闪的硬币递与我们，我们激动而郑重地揣进口袋里，兴奋得一夜不能合眼。
那年月，水酒算是好东西，自家喝得少，除了待客，剩下的就是办喜事作酒。酒水的好坏常常预示着办喜事主人的运程。
我出嫁那年，母亲憋足劲，选了干净日子，很庄重地挑了上等糯米，足足做了几大缸米酒。办喜事了，母亲起个大早，挥着大扫把将门前屋后坪地扫个遍，然后换上干净面衫，将暗屋里的水酒一坛一坛搬出，坛口一一覆上荷叶，扎紧，哗哗倒上几大筐秕谷和木梓壳，埋住坛身，再往壳堆里埋进炭火，不一会，青烟袅袅，梓香飘起……水酒煨熟了，揭开荷叶，酒水黄澈见底，酒香飘满了整个村子……父亲母亲忙得零零转，一壶接一壶，一遍一遍沿着厅堂房间坪上轮流筛过去，直至很多乡亲喝得酩酊大醉。
那场酒，给村里村外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多少年后回去，村里人见着我，还说得直咂口水：嫁你的那场酒真过劲，又香又雄又上口，害我几天都爬不起！我听了不说话。妹妹说，那年除夕，母亲望着饭桌边我空下的位置，抿着眼泪一直吃不下饭。
岁月如梭，转眼我和哥哥都有了子女，弟弟妹妹也都娶的娶，嫁的嫁了，惟剩父母亲留守家里料理田地。今年夏，在广州的弟弟添了宝宝，父母亲欢欢喜喜赶去带孙子。我也去住了几天，发现母亲特别留神沙发角落的一个坛子——米酒坛。从老家带来的两坛米酒，好好的到了广州不知怎么就酸了，母亲只好再做，不想还是酸，这是第三次重做了。
大约广州太湿太热吧，气候不同。母亲和父亲嘀咕着。米酒舒筋活络，暖血防风，是月婆的最好饮品。鸡蛋炸开后，加入米酒和红糖每天煮上一小碗，特别补血下奶。如今儿媳月子里不能喝到自家酿的米酒，他们心里急。于是小心翼翼，特意把坛子抱到空调边，不时伸手探探温度，生怕热气伤着了酒。
第三天，揭坛盖了，白花花的酒糟云朵般浮动，清清亮亮的。母亲很高兴，赶紧叫父亲尝尝。一尝之后，母亲的笑容就倏地滑落了，还是酸。怎么会呢？母亲不信，转叫我尝，“是有点酸！ ”我说。母亲就怔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自己用手蘸着舔舔，咂了半天，再也没有做声。那表情，几乎要掉下泪来。
第四天，一大早，弟弟提上来两个大箱子，拆开，是两坛河源客家酒娘，说是街上买的，很地道。父亲母亲就走过来，勾下头，对着酒娘左看右看，眯着鼻子闻了又闻，问多少钱一坛，“一百五！ ”母亲和父亲相看了一下，就蹲在那里，瞟一眼自己那坛酒，不再作声，落寞得像个考砸了的大孩子。
天擦黑时，父亲买了包碱粉回来，弟弟说弄那干嘛，母亲低头嘴唇蠕了蠕，半天才开口：“那几坛酸酒……倒了……怪可惜，用碱整一下，我们不坐月子，可以喝。 ”我听了眼睛黏黏的。很多时候，父母之于子女，是不是如同一坛水酒呢？有些爱，让人心里酸酸的。
“酒写完了么？ ”是母亲。我说快了，你先睡吧！母亲说好。过了好一会，母亲问，可不可以念来听听？我挠挠头，说都几点了，睡吧，没什么好念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噢”的一声，轻轻挂了电话。
那声音干干的，就像沥干了的酒糟花。
我忽然对自己十分懊恼。很多爱，封在坛中，如酒娘，看不见，等到有一天察觉了，它们已落成一堆堆雪，那雪浮在头顶，化了，成酒糟，叫着老。
对着电话，轻轻地说：妈，我们回来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