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爱玉22岁出嫁那年，因陪嫁的织锦数量多、花色复杂、织造精细，在全村引起轰动。鲁锦做嫁妆，一直都是当地的婚俗，但像许多传统一样，历尽沧桑而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想当年，鲁锦传承人刘爱玉是远近闻名的“巧闺女”，很多女孩跟着她学习织锦花样。她积极向别人学习，也乐意传授织造技法。很多当地流行的织锦图案都打她手上走过。

　　时间流转到2014年。

　　往马扎上一坐，她所掌握的那些提花、包花、砍花、打花以及通经断纬的织法织出的花样就自然流淌出来，“重复”、“平行”、“连续”、“间隔”简直像她的乡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条件反射。

　　像所有的传承人一样，刘爱玉很喜欢钻研，也希望自己的衣钵后继有人。但本地的年轻姑娘没有一个愿学鲁锦技艺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外地打工每月工资最低两千，在这里学成卖鲁锦只有一千元，这笔账谁都会算，怨不得别人不愿意学，她自己的女儿也在外打工。

　　大多数传承人的手艺就是跟她们的母亲学的，母亲不教女儿不学，想收别人家闺女，难上加难。刘爱玉无奈地笑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大多数人碰都没碰过织机，因为那时大家一窝蜂喜欢穿成衣。

　　没有了市场，便没有操起织机织布的理由。那时的妇女们也不知道老纺机一放就会放十年，鲁锦的手工生产就像是无根的飘零的花朵，飘到哪里是哪里。

　　直到成为“传承人”后，织锦终于又成为她的职业，在许多展会上她都参与了织锦的技艺展示，面对国内参观者和外宾，她是鲁锦的活广告。 

二

　　非遗热起来之后，刘爱玉被认定为鲁锦织造工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身份”是“老乡”路维民帮助她申报的。

　　路维民是个致力于组织鲁锦艺人、扩大鲁锦市场的“有心人” 。

　　1995年，路维民骑着自行车顶着太阳到村里挨家挨户敲门收购鲁锦面料，说是收购，在人家看来无异于想抢人家的床单，由于费时费力，当时民间织布的人已经不多，收购一条床单竟要价500元。路维民于是买了一批毛巾被，结果老乡们的确更喜欢毛巾被，才得以置换得到了些鲁锦面料。

　　后来，他便在鄄城开了鲁锦博物馆，搜集也拯救了许多的鲁锦图案。但“抢”床单的那段经历，深深让他感到，跟刘爱玉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老乡们都开始喜欢新东西了。

　　鲁锦图案精致古雅，浑然姿丰，质地细密，与机器制造有大大的不同。但民间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伏，厂家收不到真正手工织造的鲁锦，大量使用现代手段以剑杆织机生产的鲁锦，已经脱离了传统手工艺品的范畴，反过来还冲击着传统市场。

　　所以，倡导手工织品对抗机织，挽救其所侵蚀的产业基础，就成了路维民的主要任务。那些40岁左右，不能出去打工的妇女成了他重点招募的对象，当时“既不耽误农活儿，每天还能有至少七八元的收入” ，成了他最好的招募广告，但是妇女们还是要以农活为主，生产的情况不能完全跟上需求。

三

　　手工和织机的区别有那么大关系吗？从中国鲁锦进出口集团退下来的张承敏曾经发明了一种木制织布机，产能相当于100个老太太同时开工。很多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这机子织的布和手织的有何区别，张承敏深知：手纺的柔软和舒服是机纺所不及的。

　　“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我能看出来有差别。但你要是洗过那么几次之后，我也看不出来了。”张承敏说，他发明这种新机器，一个目的就是想模糊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差别。但一路走来，人机纺织先天质地和生产能力的差别，让张承敏总是陷入两难，总是面临要被“效率”胁迫的境地。

　　多年来，村里不用去外面买布，从来都是自给自足，这些织机也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大突破。

　　有人建议他横着织布，这样速度更快，他说：“人盖被子，都是这样竖着蹬的，一床被子用一辈儿，用个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要是横着织，它就寿命短了啊，咱不能那样干。 ”他讲的是人和一床被子的感情，讲的是老规矩。

　　有人建议实验新产品、建议提价，建议把鲁锦做成礼品，他一概拒绝……所有建议他都觉得不踏实，唯一的例外是他认为手纺必然被机纺代替，结果就是发明了这个新机器：“一个人一天纺二两线，够啥用。 ”他的想法很简单，申请专利没有用，大家一起都参与进来有用，他要做的是家家户户的那种普及。

　　“我从1985年就干这个，到现在都马上30年了，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情感的啊。这么多年做过来，有时候也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两年市场不太好，我也很着急。现在嘉祥，干这个的，就剩我们了。 ”

　　“我就想，这要是在我这一辈儿断了，那这一生不就像是梦了一场么。”一辈子是张承敏的时间单位，在他眼里，所有鲁锦面料的衣被都是家里能用一辈子的。干鲁锦干到今天，他已经把自己人生的意义和鲁锦的兴衰连起来。

（图片由济宁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