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求变为导向对苏东坡诗性精神进行深入探究极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通过对传统的追溯、经典的解读与价值的重塑，不仅能推动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能有效提升大众的人文素养与道德境界，亦对四川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乘物游心：东坡诗性精神溯源

　　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山，此地素有“人文第一州”之美誉——山川秀美，逸才辈出。两宋时期，全国共取进士42390人，眉州进士达970人，其中眉山就有909人，占比2.14%。宋仁宗曾感慨“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独特的地缘、气候、人文、时代背景，加上良好的家风家教与高尚的人格追求，造就了苏东坡超凡的审美理想与人生境界。他以其光辉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认可，成为2000年法国《世界报》面向全球评出12位“千年英雄”中唯一的中国人。

　　一生如飞蓬般漂泊的苏东坡，却深刻诠释了中华文化的智慧与精神。尽管仕途坎坷，他却始终保持“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与“天真烂漫是吾师”的质朴。黄州之贬，使其生命与创作发生蜕变；后又历经惠州、儋州之贬，从“故我”到“新我”再到“真我”，最终成就其千古风流。他从仕宦中汲取救世思想，从生活里提炼人生真谛，于枯木竹石中铸就不朽风骨。他晚年感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寥寥数语尽显豁达胸怀。

　　苏东坡对竹子情有独钟，早年便有“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理想，种竹、赏竹、咏竹、画竹他均有涉猎。他深刻领悟竹子性情，后从“胸有成竹”臻于“身与竹化”之境。竹子的坚韧、高洁与虚怀，成为他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与传奇一生的有力见证。在他的笔墨之下，枯木之“精”、怪石之“气”、纡竹之“神”相互交融，这些富有“生命再生”的元素被赋予了特殊的符号价值，筑起他涅槃重生后的诗性精神与人格象征。其开创的独特美学体系，持续推动着中国文人书画艺术的发展。

　　同时，他将儒释道思想融于诗性精神，使其书画与诗词独具魅力，常以达观之态给予人们别样的生命体悟。这种熔铸而成的人格精神贯穿于他的生活、创作与美学思想中。其作品不仅有外在的“形似”与“传神”，更有内在的“情怀”与“逸气”，凸显其“特立之志”与“迈往之气”。在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以审美视角看待生活，以理性思辨剖析事理，践行“游于物之外”的审美化人生态度。

　　苏东坡主张“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认为“技”须“博观约取”方可致“道”。其笔墨包蕴着丰厚的情感与哲思，不泥于古而独辟蹊径。其“单钩”执笔法虽曾遭时人诟病，但行笔藏锋遒劲，融通二王及诸多名家之长，形成“清雄”的审美风格。其书法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仅是神、心、气、意、法的完美结合，更是“技道两进”美学思想在艺术中的呈现。贬谪期间，他的诗文书画更趋现实主义，实现创作与人生境界的双重飞跃，从而铸就非凡的东坡诗性精神。

　　文墨一体：东坡诗性精神阐发

　　虽然一生跌宕，苏东坡却始终坚守初心道义，心系家国百姓。他认为“浩然之气”并非外力所取，而是集义内生，故强调艺术创作应表达崇高人格与恢宏气节。其“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等诗句，独立之精神溢于言表。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经历犹如淬炼，使其开辟出独特的人生道路，构建起纯粹的人格境界。黄庭坚赞其书法蕴含深厚学问文章之气，宋孝宗称其能立天下大节，其人格气节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在书法艺术方面，苏东坡倡导“我书意造本无法”“心忘其手手忘笔”的书法创作理念，充满革新精神与时代气息。他并非否定成法，而是追求在遵循规律基础上的自由创作，实现“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由是可知，“法”可学而“得”，“意”则不可“学”而通；“得其法”而后能“得其意”，“得其意”而后能“通其意”。他视书法为超功利的涵泳身心的“游戏”，认为书法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苏东坡以深邃的文化内涵与诗性精神，通过精妙的诗画语言去物化自然和美化人生，使主体在创作中达到适意兴会、艺道合一的审美境界。

　　古代书家多为文人学者，书画与诗文互荣共生。苏东坡也强调“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文辞优劣对于书法创作至关重要。苏东坡推崇“尚意”，追求文墨一体。当下书法要兼顾文化性、艺术性与时代性，就应汲取东坡诗性精神，将自由灵魂、文化品格与审美意趣相贯通。苏东坡倡导文与道俱，艺以人重，其文艺实为其审美生活与艺术人生的高度凝练。

作者系四川省评协青年专委会副秘书长、成都市评协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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