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文献推求事件或人物准确的地理轨迹，或以地理视觉探析历史问题，被学界统入“历史地理学”范畴。究其本质而言，当然是历史与地理两个学科的相互阐释和相互照明。在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史地互阐是否可能，又何以成为可能？近读作家王军的著作《司马相如西南行》（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以为其可以作为史地互阐的代表作。

　　史地互阐的准备：一次挂职经历

　　2020年，王军挂职四川雅安市，分管文化旅游工作。挂职期间，恰逢四川省公布第二批“十大历史名人”，文翁和司马相如分列第一和第二。同一时代的两个历史人物究竟有没有交谊？随着对问题探求的深入，他认为真实的历史未必如前人所论证的那样。由是，他开始了关于文翁和司马相如历史文献的系统化累积和深入的分析研究。

　　挂职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深入到雅安的名山大川和民族县，多次经过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走过的九折坂，对司马相如当年西南行的地理状况有了真实的感受和更加清晰的认知。由汉都长安而至蜀郡成都，再由蜀郡成都前往更加广袤纵深的西南夷地，司马相如经过了哪些民族区域？他当年的西南行，在今天能否用一张地图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带着这些问题，王军对成都、雅安、凉山和甘孜等地进行了重点勘测。挂职结束回京不久，他就接到了成都时代出版社约稿电话：给司马相如写一本书。他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虽然俗套，但却是实情。《司马相如西南行》不仅仅是王军挂职经历的副产品，更是他作为分管文化旅游工作的干部以文化的方式推介和传播蜀地文史的主产品。主阵地与副业在这本书的创作上融合相生。

　　史地互阐的方法：一种问题意识

　　作家一旦进入到创作阶段，问题意识便形成，或者经由创作提出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具体。在我看来，《司马相如西南行》所用史地互阐的方法，皆由问题意识引出。

　　《司马相如西南行》里的问题，几乎无处不在。大问题套小问题，小问题的解决递进推动大问题的解决。从叙事技巧来看，也可以说是宕开一笔或者新开一路的巧心思，比如，司马相如和古相如县的关系，“仍待深入研究”不是无关痛痒的一句，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并非可以不提。一些大问题，王军直接在章节名称里提出来，比如第二章“为什么是司马相如？ ”再比如“汉武帝为什么要开发西南夷？”它和上一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几乎是靠这两个问题在推动叙事，并和接下来的叙事产生情绪和价值上的钩挂。

　　“这次司马相如出使，文翁负责接待，两人的关系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初看似与“司马相如西南行”这个主题关联不大，但细究却是不容回避。大约前人的研究出于“为尊者讳”，皆希望看到的是同一时期的两个大人物良性互动甚至是相互吸引的关系，往往对真实的历史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回避。围绕这个问题，王军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系统辨析，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鉴于这个问题和下面我将要谈到的“史地互阐的生成”大为相关，此处先按下不表。

　　历史学中的问题也包含着地理学，而地理学中的问题也包含着历史学，它们是相互阐释、相互照明的关系。王军带领读者进入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交叉作用的地理现场，重现“司马相如西南行”的一个个场景。因此可以说，问题意识既是王军史地互阐的密钥，也是读者阅读本书的密钥。

　　史地互阐的生成：三重学术境界

　　如果说问题意识的产生，是推动史地互阐的重要方法论之一种，那么，基于作家个体的学识、见识和胆识三重境界，则必然是史地互阐生成的重要能力。《司马相如西南行》一书中，其学识、见识和胆识真可谓细密周致，这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先就其学识略作论述。王军将史地文献中关涉“司马相如西南行”的内容牵出来，编织成一条线，以为主题写作所用，显示出其良好的学术修养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但本书和严谨的学术著作又不同，王军虽然使用了大量的史地文献，写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却是文学性的，有些地方甚至是通俗的，充分展现了作者“化严谨学术为文学阐释之用”的功夫。

　　再论说其见识。只有学识而没有见识，很容易落入书呆子的困局。王军的见识体现在他在“司马相如西南行”这个母题之下，率先系统化解决了“司马相如和文翁关系”这个副题，这也是本文兼而论及的一个问题。首先，他认为秦宓所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不太经得起推敲，他认为“司马相如与成都地方官关系不太密切。这时司马相如在政治上不得志，文翁自然不会太接近他。”因此反推“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可能并不成立。其次，文翁和司马相如不仅不只是“不太接近”，甚至因为政见不同而可能不和。王军认为，在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中，第一句话就是“告巴蜀太守”，即通篇道理都是讲给巴蜀二郡的太守听的，而且，檄文到达之后，“应尽快下发到各个县、道，使所有的人都明白皇上的意思，不得轻忽懈怠！”王军用了一句话，来隐晦地表达文翁和司马相如并不和睦的关系：“这对巴蜀太守的指责已经很严厉了。”这是王军“隐无穷意于话外”的功夫。第三，他提出了文翁是开通西南夷的反对派的论断。王军引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一句，认为“不管是蜀长老还是大臣，这里面都应该有文翁的影子”。这和上文“这对巴蜀太守的指责已经很严厉了”是一样的。因此，也可以说，“文翁司马相如关系考”是本书在全面厘清“司马相如西南行”的史地问题基础上取得的另一大成就：文翁与司马相如在“开发西南夷”这个政治问题的“政见不合”，无关褒贬，但却全面、清晰地指向鲜活、饱满的人物及其复杂多元的人格。

　　最后再来说作者的胆识。除了上文论及“文翁与司马相如关系考”涉及王军的胆识外，其中还有如下几处，颇能见作者不让前贤的勇气和胆识：一是附宋人叶梦得之见，递进解释《尚书·禹贡》中的蔡山即周公山，是雅安的南山。这段挂职雅安的经历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二是大胆提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指“灵关道”的位置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误读了《史记》中“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这句话的本意。在文史互阐的基础上，作者个人的见识和学识、尤其是胆识在这里显露无遗。三是肯定《汉书·地理志》中所谓“渽水出檄外，南至南安东入江”里的“渽水”，才是今天的大渡河。

　　本书也不能不说有遗憾或不足。一是限于篇幅，王军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古今文化风俗并未展开，使我们失去了借助本书领略多民族风情的机会。二是在引用相关文献时，他注意了通俗性表达，却忽略了和史地阐释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如司马相如“赀选”从政，其阐释“拥有相当资产的富户人家，可以自备车马衣服来朝廷为吏做官”稍显不足，理应加上“并经过推荐人推举和才能评估”这一条件。

　　相对于本书的贡献，这些不足实在瑕不掩瑜。“史地互阐”的方法在这本书里成为可能，为后来类似历史人物截取断面或者维度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