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特殊，既以八音之器奏于殿堂，又作为修身之器陈于日用，有“圣人之器”“国乐之首”之称。由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缦学堂协办的“操缦论学：古琴艺术与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五十余人汇聚一堂，展开九场学术交流和两场青年工作坊交流，探索人文与艺术学科的多元跨界合作，推进琴学研究不断迈向深入。

　　与其他领域“术业有专攻”不同，因琴与修身养性息息相关，各界学者皆可抚琴并涉猎研究。此次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谈道，“古琴对于中华文化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不是平常的乐器。古琴背后链接着中华文化的文脉，它集理论与实践、内美与外现、教化与修身、言志与抒情、音乐与诗歌等内涵于一体，与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领域联结深厚。受现代学科分类限制，学界对古琴与诸多人文艺术学科甚至与工科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这次会议的古琴学术研究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聚到一起，进行跨界碰撞，是古琴界近年来不多见的”。

　　琴学自成体系，包括琴器、琴人、琴曲、琴歌、琴谱、琴史、琴律、琴论等各项分支，研讨即围绕琴学体系各个方面展开。正如艺术多有专业与业余爱好之分，古琴演进过程中也形成两条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路径，前人将其划分为“专业琴”与“业余琴”，或“文人琴”与“艺术琴”等。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刘承华则从功能上将其区分为“修身琴”和“艺术琴”。他指出，这两种琴的美学旨趣明显不同，“艺术琴”以艺术为旨归，内容形态是表意，即使听者领会，音乐功能在娱人，追求技法的娴熟丰富，更多或者首先是将琴作为乐器对待；“修身琴”以修身为旨归，内容形态为得意，即弹者自己的领会，音乐功能在娱己，技法较为简单朴素。这两种琴又可相通，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既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亦能在其弹或听的终端呈现出相似的美感状态和同等的美学效用。

　　琴自上古被创制，历史悠久，而琴学则形成较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副主编李小戈梳理了琴学的产生历程及其内涵，指出琴学相关领域对琴学概念尚有界定不清楚、不一致、不严谨的情况，对琴学的学科属性的认识也不是很准确，对传统琴学和现代琴学的区分不明晰。他指出，“琴学”一词出现的时间早于学界不少学者认同的17世纪，应上溯至13世纪，早在元代吴澄《琴学十则》中已有“琴学贵精”的论述，之后一些文人文集中也可看到“琴学”称谓，因而判断“琴学”称谓产生于元代吴澄、元明之际宋濂等具有官员身份与文人特征的琴人中，明末开始被少数专业琴人接受并使用。传统琴学并非西方学科视野和划分方法之中的一个学科，而是古代士人们学习古琴的演奏技巧和关于古琴的一系列文化知识，以古琴为凭借和依托来抒发情感、修养体道的实践过程，总体来看，其旨趣、依归和内涵主要是实践的而非学术和理论的。现代意义上的琴学产生于清末民初，在民国时期正式走上世界学术舞台。

　　随着时代发展，古琴与不同领域碰撞产生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山口大学工学院博士吴本舜从医学角度考察了古代绘画中的古琴元素，认为古琴元素在中国古琴绘画中十分常见，如“山中弹琴”“松下弹琴”“携琴访友”等，可见琴人文化重视“乐山乐水”“回归自然”，而现代医学中森林医学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疗愈效果已得到广泛证实，这些古琴元素正体现了古代文人对森林疗愈效果的早期认知，他们在千年前就知道了融入山林、康养身心的重要性。他建议当今琴人应学习古人，将雅集更多放入山林之中，为推动古琴文化进一步发展翻开新的一页。

　　当代先进科学技术正在逐步应用或可以运用到古琴研究之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生李苏荟讲解了古琴文物的科技分析监测方式，如通过CT技术对古琴琴腔结构进行无损检测，实现立体图像重建；红外成像技术、高光谱成像技术可对古琴文物表面的残损或被覆盖的墨书进行识别；红外光谱分析与激光拉曼光谱可以相互补充用于大漆、丝弦等材料分析；热裂解—色谱质谱分析对大漆种类、干性油及动物胶等添加物可作较为确切的识别判断；考古学测年技术可应用到古琴文物断代研究，给出可信度较高的年代范围。

　　来自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本身也是古琴艺术的实践者，研讨会最终在一场如诗如画、韵味悠长的雅集中结束，恰似高山流水，知音相逢。此次会议的协办方古琴在线学习平台缦学堂的创办人巫娜谈道，古琴传承一动一静，缺一不可，弹琴是动态的传承，琴学则是静态的传承，“琴学是清冷的，很少受到大众的关注，同时也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学者们默默耕耘从未间断，其光芒如炬，必不可少，这也是这次古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