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你的名字，你已走完了三生三世/越过黑水白山，穿过湍流烈火/流浪在黄河，流浪在长江/逃亡在孤岛，逃亡在被撕裂的史书中/写下你的名字，你已成为世纪的奇迹/你写下的金铃儿，是山雾迷蒙中的灯/你写下的桑青桃红，是立于天地间的刃/你写下的聂华苓，是跨越天堑的桥/是美，是爱，是和平，也是自由的理想//无处藏身，你将自己投向火/无处流浪，你将自己凿刻于块垒/无处逃亡，你将自己拧成一条度人的绳/将漂泊的人，无根的魂，离散的世纪/一一捆连。而你，终于用尽这三生三世的/情和力，回到那荷的华，莲的心……”10月21日，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世界文学组织之母”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逝世，享年99岁。2023年，聂华苓曾为拙作亲笔作序。闻此噩耗，我难抑悲痛，感念万分，写下这些诗句以为最深切的怀念。
聂华苓作为海外华文作家中的翘楚，成就突出、享有国际影响，是极少数的集写作、翻译、活动组织于一身，且均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实践者。她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历经逃难、流亡、放逐、自我离散：1925年出生于中国湖北，在湖北、四川、江苏、北京等地避难、逃亡、上学、结婚，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年举家前往台湾；后辗转于台湾大学等学校任教，其主持的杂志专栏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以一种从容、个人化、民间化的艺术方式，显示出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的补益和贡献。1964年她离开台湾，与安格尔结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任教，迎来了婚姻的重生、艺术创作的巅峰及文学、文化观念的重大转变，1967年与丈夫安格尔共同创办的“国际作家工作坊”，构建了庞大的文化交流网络，不仅是沟通海峡两岸、中美、第三世界作家的一道虹桥，更是全球各地文学家的“交流工作室”，因而聂华苓被誉称为“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她的“三生三世”，是离散与反离散、转文化与爱中华的三生三世！
书写“离散”与“反离散”的天地之女
历经时代风云的起伏人生经验是聂华苓文学实践的根本基础，促成了她深刻复杂的创作主题和多变的艺术风格。总体而言，其创作、翻译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49年至1963年在台湾的创作；二，1964年至1971年在美国的初期创作；三，1972年后美国后期的创作。代表作分别为：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中篇小说《葛藤》、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死亡的幽会》及多部自传式散文《梦谷集》《鹿园情事》《三生影像》等。
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她的代表作，写一个中国女子桑青在经历多重离散后精神分裂的故事。小说具有错综复杂的双轴结构，时间历经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一直写到70年代，空间上则从湖北、四川、北平、天津、青岛、台湾到美国，表现20世纪中国人民的漂泊离散遭遇并刻画离散心灵的多重伤痛印记，形成一个浓墨重彩的艺术世界，具有跨时空、跨文化、多重的解读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离散文学热潮的崛起，这部作品不仅以四种语言分别由九个出版社相继出版，并于1990年荣获“美国书卷奖”，名列《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成为当代我国台湾、美国院校研究离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比较文学的重要教材。
1985年香港三联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以混血姑娘莲儿赴美探亲寻根为主线，在经纬交错的叙事结构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中国与美国、历史与现实、战争与爱情、政治与游戏结合起来，不管是在主题、形式、语言，更甚在于文化观念、立场等较之《桑青与桃红》是一种全新的改变。似乎前者已经剔尽作家以及像她一样的中国人的流亡悲痛，有一种倾囊而出的释放感，而后者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重新长出的“另外一枝”。而1988年分别发表在香港《博益月刊》杂志和内地《小说选刊》杂志的中篇小说《死亡的幽会》，则是将前两部小说作为两个互文文本互相矫正偏妄，重新制造出一种新的风格，进入了少数族裔的文本联盟中。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一个漂泊近百年的女作家，从批判到寻求接纳、从单一的历史文化关注到寻找多种文化认同，从书写家国寓言到向全人类共同命运探寻的发展变化。
转接世界与文化的世纪之译
作为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聂华苓的文学起点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伴随着她的游历生活和世界文学组织的创建与推进，翻译无疑是她文学生命的重要环节。她和安格尔都以对翻译的重视和亲力推动来构建起文学的世界主义：“随着世界如久放的橘子慢慢变小，来自不同文化的民族都会逐步靠近……这个世界的余年可用一句简单的话语表示：‘翻译，或者死亡’”。
1959年开始，聂华苓亲自翻译、主持编纂了多部作品，提出“合译”模式与“和译”思维，以化解不同成员间由于不同背景和语言差异所产生的文化碰撞。她借用语法功能强化意象的感知方式，构建了译者、合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超越单一文本的立体平台。其以生命经验的共性为依托，将翻译作为她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面向。
其翻译实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英译中”：现代主义的引介者。聂华苓在《自由中国》文艺副刊上最早引介西方现代主义经典如《德莫福夫人》《美国短篇小说集》《遣悲怀》《海上扁舟》，对台湾文坛现代主义创作的巨大影响。第二个是“中译英”：新中国文学的转介者。聂华苓选译The Purse（《中国女作家小说选》），Poem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诗词》）等，其选译逻辑以“共情”为核心，及对新中国文学“百花重放”创作精神的寄望。第三个是英文作品：乡土中国文学的译介者。其创作的英语世界第一部沈从文传记和研究专著Critical Biograph of ShenTs’ung-wen（《沈从文评传》），体现其对乡土中国文学的认同与审美共情。第四个是“合译”“和译”：世界文学的联结者。其编译世界文学作品12集包括《现代中国诗选》《现代俄罗斯诗选》《当代南斯拉夫诗选》《现代保加利亚诗选》《战后日本诗选》《世界文选》等的合译模式与和译思维，体现其在生命经验基础上的世界主义及翻译共同体精神。
助推华文作家走向世界的文学组织之母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自视为有根而又可流动迁转的人。自在台湾《自由中国》文艺副刊任主编伊始，她就以文艺专栏为平台，凝聚了一大批台湾作家，这些作家最终都成为了台湾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1967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成立“国际作家写作室”，举行首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18名作家。作家们在每年9月至11月底三个月间，居住在爱荷华城的五月花公寓中进行访学、交流、沙龙、合译、写作等一系列文学活动。自成立以来，已超过150个国家及1500多位作家受邀到访爱荷华大学，包括百余名中国作家（含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作家）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其中部分作家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中国作家莫言、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默克。
而其中对中国大陆作家的邀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66年，《创世纪》诗刊创办人之一的痖弦成为第一个被邀请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中国台湾诗人。随后，从1966年到1978年间，共有中国台湾作家痖弦，中国香港作家温健骝、张错等23人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但直至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大陆作家进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才成为了可能。在聂华苓锲而不舍的邀请下，萧乾和毕朔望作为第一批大陆作家加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陈若曦、欧阳子、於梨华、叶维廉、郑愁予等中国台湾作家展开历史性的见面，实现了两岸作家的首次文学交流。
自1979年至2023年，已有超过100位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作家参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这些作家，大都成为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如萧乾、丁玲、艾青、茹志娟、汪曾祺、王蒙、古华、王安忆、张贤亮、阿城、北岛、残雪、苏童、余华、刘恒、莫言、李锐、西川、毕飞宇、格非、迟子建、孟京辉、白先勇、王祯和、张错、何达、陈映真、柏杨、李昂、董启章等。聂华苓对“中国人的处境关心到入魔的程度”，她与安格尔在1979年为了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作家、在美华裔的汉语作家重新凝聚在一起，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定期举办“中国周末”，为中国文学建构了一个国际文化转文化传播的意义时空。可以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中国当代文学开启了“走出去”的文学旅途，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视野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聂华苓一生获奖无数，但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1976年安格尔与聂华苓被三百多位世界作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些“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受益者在倡议书上写道：“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对于聂华苓而言，曾经20世纪的“离散（流放）”是一个动态的词，绝不是一个标签。在自身生命经验中、在世纪漂泊的中国人群像中，乃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纷乱与自我放逐中，她深刻体认到“二十世纪是处境相同的人”。如果说离散流放与疏离分裂是二十世纪必然要面对的现实世界，那么她对“人”的认知、视野、信仰、追求却在文学实践中体现出超越性。她将海外华文离散写作、翻译、活动组织一体化展开文学实践，始终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展开文学生产、翻译、传播，始终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表达，坚持阐释超越国家、种族、文化、语言的命运共同体本质特征、范式，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在此意义上，在世界海外华文文学中，聂华苓既提供了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更为推动和深化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转文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其文学实践的意义重大、影响巨大！
（作者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东莞理工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