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此后，在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提及创作高质量文艺作品的问题，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要“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并且对创作高质量精品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只有同时具有思想影响力、文艺感染力和市场传播力的文艺作品才称得上是新时代的高质量精品创作。这样的高质量艺术作品不仅要吸纳“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为增强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服务；还要在表达主流价值的同时与普通受众建立情感交流和审美共鸣。
影视艺术是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强影响力和巨大受众面的艺术门类，也是有望将思想影响力、文艺感染力和市场传播力完美结合在一起的重要艺术门类。中国当代影视创作目前也处于从量到提高质的关键阶段，如何促进影视艺术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影视发展的首要任务。而要想真正提高影视创作质量，首先就必须发挥出影视艺术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充分挖掘自我创新的潜能。
挖掘和发挥影视艺术的“类型”优势就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途径。类型是世界影视创作的通用语法，类型影视也是影视作品中数量最多的组成内容。优秀的类型影视作品往往能够叫好又叫座，成为思想影响力、文艺感染力和市场传播力都同时具有的作品，产生广泛而积极的世界影响。在世界影视发展史中还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优秀类型影视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发挥类型影视作为创新资源的作用，可以为新时代影视创作带来很多崭新思路，从中诞生出高质量影视精品。
类型影视传统中蕴含着古今中西丰富的创作资源
类型不仅有相对的稳定性，更有永恒的流动性，包括时间流动、空间流动，现在还应该加上媒介流动。通过亚类型、跨类型和反类型等方式，能够形成非常灵动复杂的类型流动史，由此也形成了丰富的类型影视资源。世界各国的影视创作中都十分注意利用类型传统作为影视创作的创新资源。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中都有对类型传统的灵活借用和改造。
2023年十分优秀的一部网络剧《漫长的季节》属于悬疑类型，其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三个小人物侦探就是对类型资源的自觉继承、借用和改造的成果。
这部剧首先是对悬疑类型进行了中国化改造。悬疑作为世界范围的成熟类型，到目前为止主要形成了英式理性推理、美式硬汉侦探和韩日社会问题犯罪三大经典资源。但中国当代悬疑类型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与英美和韩日不同的一些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美善伦理和底层叙事的重视。从美善伦理来说，对伦理问题的表达在英式理性推理和美式硬汉侦探中都不太重视，这与欧美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韩日社会问题犯罪开始重视对伦理问题的呈现，但它们在表达中更偏向于展现伦理之恶，甚至是一些畸形的伦理关系。重视美善伦理，正是中国影视创作对中华优秀传统的自觉继承，这也使得中国悬疑类型更强调人物之间情感的正面力量。而底层叙事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其中重视小人物形象塑造就是这一个传统的产物。所以，小人物侦探这一个独特形象就是美善伦理和底层叙事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中国悬疑类型创作中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
其次，这部剧也是建立在国产悬疑类型不断探索的小人物侦探谱系上。如《疯狂的石头》《暴雪将至》《平原上的夏洛克》《白日焰火》《追凶者也》《暴裂无声》《白夜追凶》《双探》等作品，都在小人物侦探塑造上各有特色，成为《漫长的季节》可以参照的类型资源。《漫长的季节》中的三位主角成为国产悬疑类型中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小人物侦探形象，与这种类型传统的滋养也密不可分。其中更是显示出中国悬疑类型的某种可行发展方向，那就是在合理借鉴经典资源基础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现实需求的新悬疑类型，并带来悲悯、同情、包容等新的悬疑类型美学特质，甚至能够为世界悬疑类型提供新鲜元素，有能力打入国际悬疑类型市场。《漫长的季节》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方向的发展潜力。
目前中国影视创作中还存在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或者在国内上映叫好不叫座，或者国内观众喜爱但很难获得国外观众认可等难题。充分和有效利用各种类型影视资源也是解决这些难题的有效策略。
以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来说，将优秀创作者与类型资源进行结合，大力提倡作者类型影视创作就是一个重要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作者类型影视创作正是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的尝试。首先，它的核心是类型影视，这就要求影视创作者需要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大力吸收和借鉴类型影视资源，使自己所制作的影视作品首先成为吸引观众的作品；其次，影视创作者还必须精通自己打算进行对话的类型，熟悉其类型惯例，并通过与类型惯例的巧妙对话来凸显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提升艺术品质。这类作者类型影视往往能够成为高品质的类型影视，达到叫好又叫座的结果。《寄生虫》《奥本海默》《芭比》的导演奉俊昊、诺兰、格蕾塔等都是采用这种创作策略的成功导演。
而要化解国内观众喜爱但很难获得国际观众认可的难题，合理利用国际类型传统资源则是一剂良方。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虽然是中国的武侠类型，但为了迎合西方观众，其中就借用了西方观众非常熟悉的西部片英雄形象和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形象。还有比如《瞬息全宇宙》则是将香港电影的喜闹剧类型与西方后现代电影进行了结合。可见，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跨文化电影制作要给不熟悉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的国际观众能够进入的入口，其中适当借鉴一些国际影视类型传统资源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获得很好的口碑并拿到大奖，就是很巧妙地借用西方经典的黑色电影类型讲述中国故事，这样就让西方观众能够更好地进入到这个中国当代现实之中，并慢慢理解。
发挥好类型影视的文化功能可以将主流价值与民众需求真正结合
从这些年一些票房十分高的类型影视作品中能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会对当代社会最焦虑的问题进行关注，甚至能够参与到重要社会议题的讨论中。这其实是由类型影视的文化功能所决定的。一般来说，某个类型的诞生往往是处理一个时期重要的社会矛盾和焦虑，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类型也与社会文化矛盾的转移和变化息息相关。成功的类型影视作品就会通过巧妙的创作手法来与社会文化形成共振，并以艺术的方式将主流价值与民众需求有效结合。
如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所获得的高票房和好口碑显然与它关注的尖锐社会问题有关，其中讨论穷人吃不起高价药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我不是药神》上映后所引发的严肃的社会讨论甚至带来政府高层的直接政策决定，更是生动展示出类型影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和社会议题讨论场的文化价值。2023年暑期档的《孤注一掷》则将新媒介现实生活作为电影的重要表达内容。正是这种对新媒介时代的敏锐感知和自觉迎合，让《孤注一掷》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
类型影视不仅可以作为社会议题的讨论场，还能够象征性地化解社会文化矛盾，在表达主流价值的同时与普通受众建立情感交流和审美共鸣。2014年的《亲爱的》以一起真实的拐带儿童事件作为题材，借用传统苦情戏类型，并对这个传统类型进行巧妙的改造，使之成为实现文化融合的有力工具。其中对无辜弱小孩子的寻找成为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完成了多重层面的社会融合：破碎家庭的重新融合、贫富的融合、阶层的融合、城乡的融合等等。可见，成功的类型影视作品能够达到对社会进行干预与重建的文化功能。
类型影视实现其文化功能的利器则是有效的情感表达能力。还是以《我不是药神》来说，其中将程勇作为英雄，但是他与制药公司之间在影片中没有构成直接的冲突，影片着重刻画的是程勇与病人之间的情感，程勇的重情重义才是他英雄气质的核心。这也是程勇这个中国式的英雄与好莱坞式英雄很大的区别。好莱坞电影中喜欢塑造孤独的边界英雄。这类英雄往往处于正义与邪恶的中间位置，不完全属于正义一方，他们虽然会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最后的结局也不是回归到社会正义的一方，反而是远离人群。而《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则完全站在正义的一方，即影片中的慢粒白血病人的群体，随着他与慢粒白血病人之间建立的情谊，同情心推动着他逐渐向英雄的形象靠近，也是将正义一方的力量不断汇聚的过程。影片的这种情感表达和由此产生的情感力量才是推动电影上映后形成高价药社会讨论热潮的最大动力。
类型影视的情感表达还需要与时俱进。2023年有一部比较成功的都市剧《故乡，别来无恙》在情感处理上也是十分用心，由此获得观众的肯定。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特征，这部剧集改造了传统类型影视中常用的情节剧激情处理方式，将其转变为生活流温情。这种情感处理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将情感表达建立在以生活细节呈现复杂现实的基础上；二是加入幽默元素来调和情感，将激情变为温情。但它同时保留了情节剧激情中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特征，以弥补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匮乏与渴望。由此奉献给观众的是一种既具有时代感又符合影视艺术规律的情感处理方式。
总之，如果充分挖掘影视艺术自身的“类型”优势来提升影视创作质量，不仅符合影视艺术创作自身规律，从影视艺术内部来提炼创新元素，而且还有希望创作出思想影响力、文艺感染力和市场传播力都同时具备的高质量影视作品，为新时代文艺园地增光添彩。
（作者为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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