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运华
中国民协副主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呈现出一系列新现象。在民间文艺创作领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创作出一系列新作品，如剪纸《黄河情》、木雕《姑苏繁华图》、刺绣《张骞出塞》等等，都是重要的艺术精品。而这一时期民间文艺的创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社会里的小作坊、定单式、师父带徒弟制作的方式，转变为大制作、集体构思创作、自主自由创作，市场化运作成为时尚。走出个体户小作坊陈旧模式的民间文艺创作，巨型制作作品层出不穷。
进入新世纪以来，“民间文艺”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文艺不再作为与“非民间文艺”事象相对立的存在，而是融进了现代文艺的整体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总体来看，民间文艺的社会化传承发展已经成为趋势，不可阻挡。民间文艺领域的变化充分表明：民间文艺不是僵化的遗产，而是充满生机的鲜活生命；民间文艺从来不是被记录的僵死存在，它拥有表现时代的动力，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说，民间文艺在现代中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健康生存状态，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存在过的。
杭 间
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作为“人民的文艺”，民间文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与时俱进”，这是新时代、新人民、新风貌、新生活所决定的。不过，在当下，我们的民间工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越来越呈现“学科化”的趋势，使民间文艺的生动性“丧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田野调查”成了缺少情感和立场的“机械问卷”。现代民间文化丰富无比，但民间文学研究却不涉及段子、笑话、小品以及以抖音、小红书为载体的新形式，继续停留在谚语、歇后语等传统研究形态上。
民间文艺的“学科化”并不是最终目标，郭沫若先生曾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民间文艺研究的五个目的—— “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在创作中）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即观风知政）”“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无疑点明了那一代先驱所认知的民间文艺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新时代的民间文艺，只有正视社会发展现实，才能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
郑土有
中国民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重视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民间文学领域除了搜集整理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外，更注重民间文学在适应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
新故事、新民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它们既与传统民间故事、歌谣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一是载体的变化，从单一的口头语言转变为遵循口语法则的文字书写，从听的文学转变为阅读的文学；二是表演方式的变化，由口头讲唱转变为以文字阅读为主、口头讲唱为辅的方式；三是作品由匿名作者变为署名作者。对于这类作品的属性，是否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有讨论，但没有明确的结论。
总之，我们对民间文学的认识要与时俱进，需要重新考虑口头性、匿名性、集体性等特征在当下的适用性和发展问题。就新故事而言，认为新故事是以文字书写、有作者署名，不能算是民间文学的观点显然已站不住脚。新故事已超越了对传统民间故事运用的层面，而是新时期民间故事的新形态，是民间故事发展到今天自然而然地发展，属于民间故事大家庭中的一员。
万建中
中国民协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流传过程是民众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和民众其他的生活手段、诉求融为一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和审美过程。民间文学是文学，但又确实是“非”文学——首先，文学是一种写作，而民间文学显然不是写作出来的；其次，“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显然不完全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距离。
如今，在乡村，人们已很少听到村民演述农耕时代产生的各种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让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城乡一体化进程迅速导致民间文学口传文本的枯竭，民间文学研究不再可能从田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文本资源。不过，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学成为文人创作的素材，或出现在当地民间文学作品集中，或得到当地文化精英在地化表述，或成为取悦游客的人文场景，或申报了各级非遗名录，或进入社交媒体中，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现代演绎和转换。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难以寻觅，而民间文学生活仍在持续。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传统民间文学的命运大体如是。这就迫使民间文学学者改变原有的民间文学即民间文学文本的立场，在生活世界的层面树立崭新的民间文学观。
林继富
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民间故事讲述人是流动的，讲述人常携民间故事进入到新的“地方”，将“他们”的民间故事带入“我们”的“地方”，呈现其融入生活传承的状态。民间故事记录使用的是书面语言，这类被记录的民间故事能够被具有阅读能力的文化人、讲述人带入“我们”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必须经历书面语言转化成地方口头语言，“他们”的语言转化成“我们”的语言，将“他们”和“我们”的故事在口头讲述中融为一体，从而能够实现以民间故事为核心的共享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民间故事讲述是即时性，也是个性化和地方性的，但是，其讲述的民间故事则具有生活传统、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共通性。这些故事有的可能是来自“他们”的故事，其进入“我们”的生活，就与地方传统相生相融，与“我们”生活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等粘连，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使其富有鲜亮的地方特色。民间故事因为讲述人与“地方”互识、互嵌，实现互融，从而更具地方感、真实感，并且承载“我们”的生活情感，从而使民间故事在“地方”作用下，难以分清“我们”与“他们”，成为地方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传统，并且以多种方式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
韦苏文
中国民协副主席
山歌是广西的文化符号，一直伴随着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山歌既是人们传播各种文化知识的载体，又是人们交流情感的媒介，它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广西人的血液里。由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原有的生活状态已经改变，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及社会传承的多样性，那绵延不绝的山歌逐渐被淡化了其社会功能。
为抢救保护与弘扬民间文化遗产，使山歌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广西山歌学会采取多种措施和策略：命名山歌文化之乡，夯实山歌基础，壮大山歌歌手队伍；举办山歌歌手培训班；举办山歌赛事和歌会活动，影响较大的有桂黔滇湘山歌擂台赛、南部六省区民歌会；举办“网络歌圩”活动；在中小学中命名“山歌传习学校”，使山歌文化进校园，打造以各地歌谣文化传承为亮点的特色学校；举办“刘三姐小传人”命名展示活动；组织创作演出山歌剧《那人那谣》《乐奔》《大开门》等作品，以歌为媒，加强与群众的互动；通过微博、快手、抖音等社交媒体宣传山歌活动和山歌文化，等等。当前，全民参与已成为广西山歌文化传承发展的共识，只有全民参与才能使山歌及其他民间文艺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承传播。
郭崇林
中国民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民协主席
做好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工作，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设定“传统文化传承与转型创新发展”专项课题，调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非遗学等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学术理论和应用研究；着力做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和中国民间工艺传承传播工程的编撰出版；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创意生产，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教化意义和启蒙功能；以宏大的民族英雄史诗叙事诗和丰富的历史人物风物传说两大民间叙事体系，发掘爱国主义和红色基因等主题教育和研学旅游活动的丰厚资源；生动营造现代生产、生活共同体和多元文化空间，倾力打造地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进行“民族文化之乡”“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民俗非遗展演中心”等系列特色“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实践”活动；等等。
民间文艺工作应紧紧围绕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事业的传承发展、人才培养，品牌建设、精品打造，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努力构建集约化学科专业建设系统工程。经过我们的探索和积极努力，必将为催生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大业、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李豫闽
中国民协副主席、福建省民协主席
乡约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农耕社会，为了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社区安全、农业生产等，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协作的制度。乡约是村民基于共同利益和互助原则所形成的自愿约定，是乡里人之间相互协作、互动共建的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在手工业行业就转换成一种同业公会。通过对台湾地区鹿港镇“锦森兴小木花匠团”行会的考察，我们可以发掘其对于当下民间文艺行业同业公会发展的启示。
在当下，一方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新突破；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文艺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文艺领域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在此情形下，重视行业协会建设与发展，把基层组织建设纳入到文艺发展建设高度上来加以思量，把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推动民间文艺行业协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不妨着眼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民间文艺行业协会的党组织建设，重视政治引领的重要性；发挥好行业协会在行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加强民间文艺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