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系列学术活动纪念周令钊、钟涵、邓澍、侯一民、詹建俊、李化吉—— 

在艺术的大道上，他们是伟岸的丰碑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三层展厅，六张巨幅黑白照片悬挂在空中，与六块丰碑式展墙围合成一个圆形空间——3月2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协、中国壁画学会、中国油画学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主办的“大道丰碑——周令钊、钟涵、邓澍、侯一民、詹建俊、李化吉先生纪念座谈会”就在这圆形空间中展开。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诸迪，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锋辉，中央美院党委书记高洪等主办单位代表，与六位先生家属代表、中央美院老教授、学术委员会代表、各院系负责人及油画系、壁画系全体教师共同缅怀六位先生的艺术人生。

　　去岁今春更迭之际，中央美院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周令钊、钟涵、邓澍、侯一民、詹建俊、李化吉六位先生不幸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巨大损失。为深切缅怀六位先生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学习他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奋斗与奉献的高尚精神，中央美院于3月14日至23日举办“大道丰碑——周令钊、钟涵、邓澍、侯一民、詹建俊、李化吉先生系列学术活动”，包括专题纪念展览、学术讲座周及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座周为全校青年学子上了生动而深刻的思政大课，专题纪念展览则以六位先生的艺术人生为主要线索，将他们的生平文献与经典代表作品穿插呈现，并摘录先生们在艺术理念和教学思想方面的文字，使中央美院师生与社会公众在艺术追思中铭记他们的业绩，传承他们为中国美术事业贡献一生的伟大精神。

　　不停地寻找难题是我们的生命节奏

　　“先生们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坚定的人生理想，在20世纪前半叶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自觉将艺术人生与民族国家命运结合起来，积极投身救国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以艺术笔刀发出民族呐喊。”诸迪说。“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在耄耋之年，先生们仍然心系国家，心系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都是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的典范，多年来，他们脚踏祖国大地，胸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发展，以宏阔的视野、精湛的技艺为中国造型、为人民造像、为时代立传。”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许江看来，先生们身上始终有一种学人的风骨，更有着对技艺精益求精、始终不辍的学习精神。“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浸润在火热的生活中，浸润在绘画的世界里，来求取一种艺者的乐境”，他在视频致辞中如是说。

　　周令钊参与设计国徽、全国政协会徽等共和国符号；邓澍、侯一民、钟涵、詹建俊、李化吉长期在革命历史画和主题美术创作上投入心力；周令钊的油画《五四运动》、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白云黄鹤》，邓澍的《和平签名》、侯一民的《地下工作者》、钟涵的《延河边上》、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潮》、李化吉的《白蛇传》……无不富有厚重的时代内涵和典型的艺术形象，成为影响深远、传世久远的经典，在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史册上留下了深深印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周令钊先生是共和国视觉形象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的作品已经深植于我们的历史生活和历史记忆，成为永恒的视觉遗产。钟涵先生是典型的学者型画家，其作品深层朴实、幽微的美学品位，具有极强的艺术穿越性和精神支撑力。邓澍、侯一民两位先生是从战火中走来的，他们具有坚定的艺术信念、昂扬的奋斗精神，在主题性美术创作、大型壁画创作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取得了累累硕果。”马锋辉表示。近40年来，面对风起云涌的当代艺术思潮，先生们始终践行历史画担负的记录历史、正确解释历史的责任，矢志不渝投身主题性美术创作，让人敬佩。詹建俊作为中国当代油画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为推进当代油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总以具有崭新思考和新颖面貌的优秀作品奉献社会，许多代表作品已经成为新中国油画艺术进程中的标志。李化吉的艺术人生是一个以军旅美术家走向专业画家，并从事美术教育的独特个案，作为第二代油画家中的佼佼者，投身于中国现代壁画复兴运动的组织与探索，参与大量知名公共艺术设计，对大众审美教育和美感提升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母亲在去年10月还在画画，我把画架子和颜料都拿到医院，她在护理区还在给护工画像，然后把画送给护工。”侯一民、邓澍之女侯珊瑚回忆。在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的印象中，邓澍是位“农民型画家”，“她是最朴实、最不求名利的人。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她是我们留学生中最刻苦的一位，每每省吃俭用，把钱寄回来给侯一民先生买画画用的材料”。钟涵在创作与理论之间用功用力，到晚年仍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詹建俊在去世当天也还在自己的画前揣摩…… “不停地寻找难题是我们的生命节奏，我们享受着创作过程带给我们的快乐，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而无憾。 ”这是侯一民对自己艺术生涯的座右铭，也是六位先生的人生写照。

　　人活着就得干点儿事

　　先生们有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大情怀。“上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建设中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在张仃、侯一民、周令钊、李化吉、邓澍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创了被称之为中国壁画复兴的先河，一大批优秀壁画作品出现，其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整个中国画坛，也形成了社会大众对壁画艺术全新的认识与认同，壁画艺术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蓬勃兴起。”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名誉主席唐小禾在视频致辞中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读高中的中央美院教授刘秉江就认识了周令钊：“那时中央美院成立了一个高中学生画室，每个星期由中央美院的先生给我们上课，其中一天就是周先生来教我们水彩，我自己画了一张水彩自画像，给他看，他还鼓励了我。”

　　“他们都是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导师，六位先生一生耕耘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身为世范，矢志不渝。他们坚持立德树人，以自己的言行感染和影响学生，将学生引向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道路，既有严格严谨的要求，更有慈父慈母般的关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美术人才，受到学生们的由衷敬重和热爱。”诸迪说。

　　中央美院教授孙景波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学校正在准备烛光悼念晚会，“侯先生和邓先生一起到壁画系的大工作间，把老师和同学们拉在一起，说‘咱们做点儿事吧——用我们的画把抗震中感天动地的场面画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当时已经78岁的侯先生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和激情。在大家如火如荼地创作《抗震壮歌》的过程中，侯先生突然昏倒在工作室，送到医院抢救，已经是直肠癌晚期；手术后又感染，昏迷了好几天后，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画里有些地儿还得改改，还得动动’。这件用素描完成的壁画《抗震壮歌》高3米、全长200米，侯先生完成的最重要、造型比较难的几个大画面，加起来长度近40米”。孙景波说，那是“把生命献给绘画”——他始终记得侯一民说过的话：“人活着就得干点事——孙景波我跟你说，小子，干事就要干点大事。”

　　“寄托哀思的方法最好是看先生们的画、读先生们写的文字，他们书写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篇章，我们今天要在回忆和交流中丰满起关于他们艺术人生的篇章。”范迪安说。先生已去，精神永存，他们的人生已经深深融入了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之中，他们的业绩已经成为共和国文艺宝库中一座座不朽丰碑。“在穿越百年时光的中国美术和中央美术学院发展的历程上，一代又一代的先贤和前辈开辟了从历史通往未来的宽阔大道，六位先生正是这条大道上伟岸的丰碑，昭示着我们在新征程、新起点上不断奋进，作出新的贡献。”范迪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