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对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其中谈到文艺创作中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的现象，这一论述一直激励文艺工作者奋发笃行，潜心创作，力推精品。奋进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文艺力量，不断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是文艺界深入思考与实践的时代命题。本报约请文艺界知名专家学者，结合文艺勇攀高峰的创作实践展开讨论，助力文艺建功新时代，再攀新高峰。

美学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
新时代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为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文艺界不断从“高原”迈向“高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文艺创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艺批评的深度介入。文艺批评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来说，其作用是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文艺批评要深入创作现场，紧贴时代，但又有其独立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是对文艺批评功能的精准定位。文艺批评对作品要有敏锐的审美感知，同时又要有透辟的理性和足以说服人的逻辑力量。文艺批评要起到引导创作、提高审美的作用，就不能仅凭个人好恶随意褒贬，而是要以情感体验和审美感知发现作品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与创作个性，同时，以深厚的文艺理论作为学理依据。俄国诗人普希金指出文艺批评的性质时说：“一般的批评，批评是科学。它是以充分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论批评》）作为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活动，文艺批评必定有其一定的标准。文艺批评家在进行评论时，肯定什么作品，否定什么作品，乃至于肯定作品的哪些方面，否定作品的哪些方面，都有一定的尺度与准则，这就是文艺批评的标准。如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就是孔子删诗的标准，当然也就是他文学批评的标准。刘勰在他的文论经典《文心雕龙》中提出“六观”说，是其系统的批评标准。他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文心雕龙·知音》）批评标准当然不能执一而论，但有些是基本的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一些不良作品、现象、思潮得以扭转，涌现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同时也营造出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批评标准，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批评标准问题上，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可以作为新时代文艺批评标准的基本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正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这几个批评标准，可以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艺观的具体支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谈一点笔者的个人理解。

　　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关于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立场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早已形成共识。最先提出这个文艺批评标准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47年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这是恩格斯就格律恩关于歌德评价的论著所谈到的批评标准观念。恩格斯这段话是针对那种庸俗社会学将文学艺术看作只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图解的做法而发的。十二年后，恩格斯又在《致斐·拉萨尔》中再次重申这个标准：“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并非只是偶然所及，而是一以贯之的。文艺创作是人们按美的规律、美的理想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文艺批评是一种审美评价活动，须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这样方能揭示出作品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历史的观点则是对作品的历史语境、社会状况及作品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等进行分析。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可以使人充分理解作品的审美价值及其社会意义。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所代表的是人类的、共同的理性，而非仅是个人的好恶。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论文艺批评时说：“根据个人的遐思怪想，直接感受或者个人的信念，是既不能肯定任何东西也不能否定任何东西的：判断应该听命于理性，而不是听命于个别的人，人必须代表全人类的理性，而不是代表自己个人去进行判断。”（《关于批评的讲话》）恩格斯之所以一直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连在一起来谈，就是因为它们是一体化的，而非可以分开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批评。在美学的观照中不能离开历史的维度，而在历史的审视中，又应是包含着美学的考量。在这方面，别林斯基在恩格斯之前就有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论述，别氏这样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将正是我们时代的批评，在我们时代里，纷繁复杂的因素不会像从前似的导致细碎性和局部性，却只会导致统一性和共同性。”（《关于批评的讲话》）别林斯基的论述，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在批评中的一体化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关于批评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在今天是否过时了呢？答曰：没有！这不仅是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所验证了的，而且也是近年来的艺术精品所明确验证的。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文艺界推出的一批影视剧作品昭示了这一点。如《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那种雄浑壮丽的美学风格，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感之上的。没有历史的真实感，没有身临其境的时代还原，也就无法产生巨大的审美价值。

　　人民的批评标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当然也是最为核心的批评标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党的领袖，在文艺问题上最根本的立场，就是为人民服务。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根本问题提出，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的。继承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是党的文艺政策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以人民为中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强调，这也成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个“根本价值”，当然也就是判断艺术作品价值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这里谈到了文艺批评的人民标准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命题，并且明确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 ”这就将文艺批评的人民标准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上。

　　关于艺术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一直倡导文艺创作的艺术标准。艺术标准的要义，一是艺术创新，二是精益求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强调了艺术创新的重要意义，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谈到创新的具体内涵：“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这是文艺创新的致力方向，也是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的具体内涵。

　　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以审美价值的创造为其目的，文艺与审美的关系至为密切，人们对文艺的欣赏就是审美过程，这是常识，人们不禁要问：美学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难道不是重复叠加吗？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与追问。笔者的看法是：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但二者并不能等同或混淆。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关系的学科，美学的标准就是从审美角度来判断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高下优劣。在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中，就艺术与非艺术的分野来看，艺术的审美关系和非艺术的审美关系有共同的审美特点，但也有属于自己的特征。作品的艺术价值也不等同于审美价值。二者关系当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审美价值又是不能取代艺术价值的。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艺术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和科学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艺术的审美意义折中地共存并处而不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审美和非审美的辩证法——对于艺术是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矛盾。艺术价值把审美和非审美交融在一起，因而是审美价值的特殊形式。”（《审美价值的本质》）这就把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做了颇为中肯的分析。美学的标准与艺术的标准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但又各有侧重。艺术标准更加侧重的是创作过程的创造性与艺术形式的精美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是关于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的最集中的表述。

　　美学的、历史的、人民的和艺术的这几重标准，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最核心的层面，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艺观的基本准则。它们是互相依存相为表里的，是融为一体来发挥作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系统地深刻地阐发了这几个批评标准，也是新时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导方向。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