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诗刊社公众号以“重新聚焦乡土”为主题，推介了一批湖南青年诗人的乡土诗作，定名为“新湘派乡土诗选”。早在一年前，湖南文学期刊《湘江文艺》第3期集中推出湖南诗人李春龙、刘羊、王馨梓的组诗，栏目名称为“‘新湘派’三人行”，这应是“新湘派”诗人群体在湖湘大地最初的亮相。“新湘派”诗人乡土元素的“复数”书写，在当下有着丰富的所指和阐释空间。特别与当年的“新乡土诗”相比，我们看到了崭新的时代面貌与话语姿态。

　　首先，从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新乡土诗派”诞生于1987年，这个年份虽统归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但已是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分水岭，这一趋势在市场经济风行的上世纪90年代彻底显现。就在这样一种“文学湘军”整体低迷的环境中，湖南一批青年诗人高举起乡土人文诗歌的大旗，凭着对新诗的激情与土地的信仰，开始了自己有强烈风格的诗歌创作。而在今天，新时代的中国诗人自觉为时代放歌，用心用情为人民抒写，“新湘派”的集结正是体现了当代湖南诗人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在诗歌领域的响应与认同。所以，与“新乡土诗派”从谷底力求向高峰挺进的艰难处境不同，“新湘派”已然处在一个重新回归乡土、重视乡土经验表达与挖掘的时代热流中。比如，70后中坚李春龙从不跟风、始终如一地从事“大兴村”抒写。李春龙1992年开始诗歌创作，如今已整整走过30载春秋。30年来，诗人从县城、省城一路迈至京城，而他的笔墨、他的情感与价值追寻深深地镌刻在胞衣地“大兴村”的泥土里。对他来说，大兴村的至亲挚友、小路、集市、牛羊、桂花树等早已与其融为一体，彼此互证互感，为乡土诗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一个颤动的灵魂。刘羊组诗《故乡的方位》可视为回望乡土的惊喜之作。久居闹市，故乡的一切看似已渐渐模糊，但诗人的心始终未离家园故土，“衣衫整齐的亲人们/一个个努力挺直腰杆/显得底气很足/却都强忍住笑”，“炉边人脸颊绯红，一时竟答不上来”，于逼真而节制的描述中将情感积聚、凝结、升华直至爆发的过程毫无修饰地呈现出来。

　　从二者对城乡关系的处理及认同方式来看，当年，提倡“新乡土”写作的青年诗人多为50后、60后一代，这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走向城市，已步入或接近中年。而“新湘派”诗人群体从年龄分段来看，涵盖了70后、80后和90后，同样是踏入城市，70后比50后、60后要早，80后、90后中很多人一出生便拥有城市身份。大部分“新湘派”诗人对乡村的直接记忆还停留在朦胧美好的童年，他们对城市的适应性显然比“新乡土诗派”要强。所以，在面对城乡文明的差异及冲突时，“新湘派”找到了治理良方。这一方子就是一方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病保持高度的清醒，同时置身都市文明圈，感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福祉与乡土文明中给不了的城市体验；另一方面在讴歌乡情、怀念故土、留恋山水的脉脉温情中看到乡土文明中落后、愚昧、简单粗暴的一面，从而以一种更加包容、理性、辩证的心态来处理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彼此不适，这种调适有益于“新湘派”的创作，更有利于乡土精神文明的重建与勃发。

　　诗人梁书正组诗《相亲相爱的小村庄》直抒胸臆，轻快明朗，与山林对话，在鸟鸣间合掌，尽情地表达着诗人对新农村的赞美与留恋。王馨梓的《小河流淌》轻轻地将“人间的悲喜”与春雷下的乡间小溪融在一起，于溪水的昼夜不息中唱叹人间的悲欢离合，颇有大开大合之势。与此相呼应，诗人也人的《一棵竹笋冲破树桩》以竹笋的拔节与修炼为喻，暗示着新时代新乡土新农民不平凡的精神成长之路，“内心悟得透彻，根扎得更深”。也人的乡土书写将浓情的目光深扎在土地和人民内心深处，获得震撼与共情的双重功效。

　　从二者整体的作品风格和题材特色来看，在题材选取上，“新湘派”对乡土元素涉及的村庄、土地、亲人、乡愁等的讲述融入了广阔的现代经验，并呈现出情绪化、复数化、碎片化等诸多特点，在赓续“新乡土诗派”的精神旨意中，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湖湘诗歌地方性绚烂景观的认识。刘娜的诗歌出发地玉竹坪甜蜜、浪漫、清闲，无论是奶奶手里的蒲扇，还是“我”眼里的星星，都安放着经年的秘密，述说着“城乡共愁”的精神隐忧。熊芳的组诗《回家》与梁书正的《相亲相爱的小村庄》在展现新时代的乡村图景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熊芳的书写更多从个人角度展开，在“怀旧时间”与“当下时间”“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中自由穿梭。这一组诗选当中，有两个特别的意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贺予飞笔下的“火棘”和王琛笔下的“火柴”。这里，贺予飞拿生活中并不常见的植物火棘来作诗，以此表达祖母与我之间深沉的爱与思念，手法老到，功力不俗。1999年出生的王琛则选取生活中常见的“火柴”意象，回望生命的来路，追溯逝去的乡村记忆，赋予平常事物火柴全新的意义与功能。

　　另一位90后诗人朱弦《在山顶俯瞰老家》的表现同样不俗。区别于具体的意象把握与呈现，朱弦在一种普遍的乡土风景和乡村常态中寻找经验和意义的非凡。朱弦的每一次寻找都是一次灵魂的历险，每一次诉说都是一次乡愁的安置，将“新湘派”的现代性、多元性、地域性展现得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