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与电影:文化生产与互动
栏目:观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成  来源:中国艺术报

  1949年至1980年,在中国银幕之上,农民形象、农民英雄成为那个时期的一种典型形象,是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城镇人口也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标志着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城镇化的全面推进、中国工业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以表现城市生活为主导的、旨在表达城市中的人及其情感与生存状态的城市电影,逐渐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中国电影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电影中的城市化意象,还是城市电影的文化逻辑,折射出的恰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人文景观与视觉文化图景。日前举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42期影视大讲堂以“影像·城市与记忆: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电影”为题目展开讨论,探讨城市和电影发展的互动关系。

  中国电影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相伴。近年来,除了“海派电影”“京味儿电影”以及“第五代”电影人带动的“西部电影”等,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聚焦家乡,用影像关注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和小镇,如贵州凯里、四川自贡、重庆、河北石家庄、浙江杭州等地都涌现了优秀的青年电影人及相关的城市影像,随之而来的是电影地缘文化的划分与整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认为,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共同性,地方语言、文化传统、社会风俗方面存在通约性,可以将一些具有同一文化属性地区的电影统而观之,并且按地缘文化的分类设定为相对独特的电影地缘文化空间。比如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不仅在地理上形成了中国西部电影天然的叙事背景,而且孕育了西部电影独特的文化主题与人物性格。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世世代代面临着与大自然的干旱、风沙进行顽强抗争的命运。在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抒情方式,铸成了中华儿女坚韧、淳朴的民族性格。而现在指称的“东北电影”,是一个由空间地域、历史时间、创作主体、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电影概念。“江南电影”则与“江南”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绘画、音乐领域,江南是一个吟咏不绝、讲述不尽、抒发不完的历史故事。江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不单是一个区域性的自然名称,还是一个寄予着诸多家国情怀与审美想象的人文胜地。现在所说的“江南电影”并不局限于自然地域,而是一种建立在江南地域之上的“江南影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晓云认为,中国城市电影发展过程中的时间性不可忽视,中国城市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影像表达,转向对于西南地区、东北地区等城市的影像叙事,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小城镇叙事。这些影像在可辨识的空间表象背后,其实蕴涵着某种时间和历史性。深入到文本内部不难发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同一影像文本中的并置,既是一种文化标识,也意指着不同的“时间”和“历史”。

  中国香港的城市电影文化景观别具一格。在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电影进入内地观众的文化消费生活中,并启蒙了相当一批电影人,香港的城市文化景观对中国电影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指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危楼春晓》《新寡》《家》等香港电影中以“危楼”“九龙城寨”“大家庭”等城市符号表达出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启发民众的启蒙精神和草根阶层之间的守望相助。之后在“电懋”“光艺”等新兴公司的影片中,城市形象突破了符号化,更多是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时尚化的都市景观,如别墅等现代公寓,舞厅、咖啡厅等休闲娱乐场所,汽车、飞机、邮轮等流动的公共空间等。香港电影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空间再生产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之后,其城市空间继续文化再生产,渐渐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空间文化形态,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城市文明:其一,以地标形成了代表香港都市文明的文化符号;其二,成为营造类型元素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三,成为表达“香港情怀”、表达香港现实人文的重要依托;其四,以王家卫电影中的城市空间迭代和拼贴为代表,体现出后现代意识;其五,以关锦鹏电影为代表,体现出了对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城市追忆,建构旧上海的城市想象。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究员孙萌侧重电影城市交响曲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方面的研究,表示科幻电影对于未来城市的表现和想象是极为重要的媒介,一是可以从空间和视觉的角度出发,去表现现实中未曾实现的未来城市,二是许多充满概念性的未来城市也能通过想象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科幻电影中的城市不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与背景板,也具备重要的叙事功能,在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使城市成为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表征,进而凸显未来世界的城市精神。

  中国台湾电影中的街景则散发着苍凉的味道。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燕指出,台北郊区的平溪线连接的小站,是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的取景地。往昔的煤矿,曾经繁盛,现已破败不堪,但通行了上百年的小火车依然在,小火车沿线的人家还在,故事也就还在。回过头来再看《恋恋风尘》,青涩的爱情、苦涩的耕耘,背后是一个具有苍凉历史的文化背景。台南市街道的每一个巷口,几乎都有一座庙。庙宇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承载他们人生的地方。《艋舺》中上一辈拜把结义又相互背叛、下一辈感受温暖亲情与残酷现实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巷口庙宇。街头巷尾的庙宇承载的是逝去的传统文化和乡愁。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健总结道,城市不仅是“贮存和流传人类文明成果”的场域,同时也是文化再生产的场域,电影便是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形式之一。城市见证了电影的历史,而电影则依托于城市这个“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空间,成就了自己作为艺术、商业与工业的多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