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
社会学系副系主任

　　“饭圈文化”大约在2005年前后开始传入中国。但当下的“饭圈文化”并不是对韩日偶像养成体系的简单模式移植，而更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转型社会情境中的复杂社会过程，是多重社会机制共同交织的结果。同时，与韩日原型相比，“饭圈文化”在中国已衍生出诸种复杂的形态和面向。如果说“饭圈”最开始是一个松散的趣缘群体，或者说爱好与情感共同体的话，那么经过十几年的演化，“饭圈”在今天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资源动员能力、内部分工与层级体系明确的半专业化组织。因此，“饭圈”的“圈”不仅是一种文化，更实质的意义其实是一种组织方式与动员方式。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饭圈”当中存在着一些十分值得关注的组织现象或特点。例如，一些粉丝组织存在明显的“目标替代”现象。所谓“目标替代”，是组织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它指的是组织在演化过程中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偏离原初目标，甚至发生目标变形或目标置换的现象。例如，“饭圈”的初衷可能是为了支持偶像、表达粉丝之爱，以及为成员之间创造分享互动的平台，但是后来有些粉丝组织却慢慢演变成为了党同伐异、拉踩引战的工具，或者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个别“粉头”满足私利的摇钱树。“目标替代”的另一种情况是，组织在运行中出于操作性的考量会更加侧重于实现一些容易测量的指标，久而久之就忽略甚至遗忘了最初的实质性目标。这在“饭圈”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很多粉丝组织以生产数据、制造流量为第一“要务”，完全让手段或指标代替了目的本身。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还可以看到，一些“饭圈”群体在演化过程中陷入了双重悖论。首先是连通与封闭的悖论。“饭圈”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一方面，粉丝组织熟练地利用各种社交媒体来促进内部的互联互通、信息传播与组织化；另一方面，一些粉丝组织却又具有极强的封闭性，组织本身成了信息过滤器，只接受符合其立场与偏好的信息，任何对其偶像不利的信息，哪怕是真实的也不被信任，由此作茧自缚。这造就了其成员非此即彼的狭隘身份认同，也使其不仅没有增进反而消耗了社会团结。其次是赋权与去权的悖论。“饭圈”就其理想形态来说本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倒转，即在“粉丝-偶像”的二元关系中实现对普通粉丝的赋权，将造就偶像、选择偶像的权力放回粉丝手里，但在今天，很多“饭圈”成员却沦为承担大量数字劳动的“幽灵劳工”、成为明星经纪公司以及平台资本的隐性劳动力。由此，粉丝的赋权不仅无从谈起，反而以一种组织化的方式被去权。